自“情判”开始启动，司法官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之后，紧接着根据情或情理对案件作出判决。对于司法官所拟定的判决，我们可将之大致分为两种情形。
1.情法兼顾。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总是力图做到情与法的兼顾。诚所谓：“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11]但如何做到情法兼顾呢？惟有“酌情据法，以平其事”，“明其是非，合于人情而后已”。[12]清朝名幕汪辉祖亦曾言为吏者应当“体问风俗，然后折中剖断，自然情、法兼到”。[13]他认为只要司法官仔细体察人情俗尚，然后折中处理，自然能实现情法兼顾的目标。
为维持孝道，自唐以来历代法律皆对居父母丧而身自嫁娶者予以严厉处罚，清朝也是如此。清朝时曾有一百姓名周四，他居父母丧而娶周氏为妻。按当时法律，居父母丧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离异。这是非常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因此类事件发生较多，故在实践中又往往酌情处理。清朝中央刑部贵州司的官员在详查相关律例后指出：
盖律设大法而例本人情，居丧嫁娶虽律有明禁，而乡曲小民昧于礼法，违律而为婚姻者亦往往而有。若必令照律离异，转致妇女之名节因此而失，故例称揆于法制似为太重，或名分不甚有碍，听各衙门临时斟酌，于曲顺人情之中仍不失维持礼法之意。凡承办此等案件，原可不拘律文断令完聚。若夫妻本不和谐，则此等违律为婚既有离异之条，自无强令完聚之理。所有该司审办周四居丧娶周氏为妻一案，自系临时斟酌，于律例并无不合，应请照办。（道光十一年说帖）[14]
在此案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么一句话：“盖律设大法而例本人情。”这句话可谓全案判决之核心，极为重要。它说明律文的规定往往是较为原则抽象的，尽管在其立法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到了情理的因素，但由于实际情况千差万别，若要将律文的内容更好地应用于具体案件，必须要“临时斟酌”、“曲顺人情”，如此方可使“情”与“法”相协调。(www.xing528.com)
2.弃法顺情。在中国传统诉讼之“情判”中，情法兼顾固然是判决拟定的首要目标，但是，由“情判”的内在本质及价值取向出发，当法无明文规定或法与情之间发生冲突或矛盾时，司法官通常便会摒弃国法，转而依据情或情理作出判决。
司法审判中，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相当多，这是因为，法律条文是有限的，而生活则是复杂多变的。以有限的法律条文根本无法应对无限的生活事实。此时，唯有依据情或情理作出判决。法与情合时，司法官自可依法而判，这自不必多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法与情冲突时，司法官就依情而判了。这在州县自理的户婚田土类案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下例：
禀悉。尔真可怜极矣。年未四岁，怙恃见背；嫁甫一载，藳砧远游。深闺幽闱，不免凄凉；秋月春风，等闲虚度。陌头杨柳，丝丝牵少妇之愁；枝上鹊声，夜夜起辽西之梦。而且夫家少伯叔之依，母族无弟兄之靠。茕茕孑立，无以为生。屡牒公厅，请求改醮。历任县主均以风化伦纪为言，劝尔苦守。本县何人，独敢外是？然览尔禀牍，心为恻然。查尔夫出门经商，五年无耗，其存其亡，家莫闻知。即果尚在人间，而五载不返，弃予如遗，亦已无伉俪之情。琵琶别抱，在风化伦纪上，虽不无瑕疵，而以人情言，则固无间也。王道不外人情。尔能守志，则忍死以待可也。如不能者，则改醮亦非所禁。本县固不能准尔改醮，然亦不禁尔改醮也。此批。[15]
某少妇的丈夫外出经商，五年未回，亦无任何音信，妇人无依无靠，亦无以为生，屡次向官府提出改嫁，但都被驳回。袁枚任内，该少妇再次向其提出请求。这令袁枚左右为难，若以封建礼教“从一而终”之原则而言，自难同意。但是想起一青春少妇就这样凄苦度日，即以人之常情度之，亦觉太不近人情。司法官只能尽量使情理与法律相合。因为“王道不外人情”，所以“琵琶别抱，在风化伦纪上，虽不无瑕疵，而以人情言，则固无间也”。最终司法官对其要求予以默认，即“本县固不能准尔改醮，然亦不禁尔改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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