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文化理性重构：全球化背景与中国场域

于语和^[1]

文化就是一面多棱镜，从不同方向审视会得出不同的“镜象”。近代以来，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曾对文化一词展开过深入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使得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各路学者纷纷加入讨论的行列，“法律文化”一词也随之而出现。当下，法学界对于法律文化的探讨虽然没有先前的如火如荼，但却一直没有停歇，其根本理由在于，一方面，文化是个宽泛的学术词语，可以被套用到不同的学科领域，因此，法律文化被“滥用”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法学研究，特别是法理学、法律史学研究“宏大”叙事习惯的影响，法律文化容易被置于不同的理论问题及实践问题的总提纲中。那么，如此被“滥用”的法律文化，对其还是否有探讨的必要？如何才有探讨的可能？对于前者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法律文化的存在，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是被学界众所公认的。关于后者，我们知道，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视角来看，任何一个学术理论或概念，势必都有一个需要关注的要素，即语词可能适用的边界和范围，法律文化一词亦莫能外。不论是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是探讨西方法律文化，都离不开对形成法律文化背景的“场域（field）”的认识，离不开对其可能适用的边界及范围的有效界定，惟有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才是可能的。换言之，对于法律文化这一概念的探析，并不是一定要追求那种哲学意义上的思辨与玄想，而是要在既往的社会实证经验及事实的基础上予以总结、概括，确定形成其文化背景的具有一般性、共通性的“质素”，然后才能确定法律文化的范畴。(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在本文中，笔者首先试图梳理出中西学者们关于文化概念的经典描述，一种由对于过往理论的共性总结到提炼新理论的思辨路径；其次，以中国法律史为语境，提炼出文化与法律文化的“中国式理解”，其中兼及法律史发展进程中的器物层面与制度层面，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透析；再次，以全球化为视角，概括出在中国法律史的历时性叙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特质、内在精神及演进特征；最后，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变迁为视角展开，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语境，探求如何理性建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终使之具有与全球化对话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