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奖赏激励功能与中国法治化研究

法有三大功能：组织管理、惩戒、奖赏激励。组织管理、惩戒、奖赏激励作为法律的三大功能，犹如鼎之三足。三足存，则鼎立；三足缺一，则鼎不立。人类众多，散处四方，各有活动而又要互相协作、紧密联系，组成运行有序的社会，就需要组织管理类法律；人心各异，利害不同，难免纷争，因而需要对一味损人利己、横行霸道者有所制约、惩戒，于是有了惩戒类法律；人心虽殊，趋利则一，向上向善，应予奖掖，故又需要激励法。三者合一，有机联系，则社会进步迅速；三者缺一，或互相龃龉，则社会进步迟缓。于是有“法学家”研究法律以求社会之合理组织、管理之卓有成效、进步之正常有序、人们之福祉日增。然而随着社会之变迁、法律之异化，一方面，组织管理类法律日见其繁多严密，惩戒类法律日见其复杂严苛，研究者趋之若鹜，于是组织管理法学（如行政法学）、惩戒法学（如刑法学）学人众多、队伍庞大，著作论文则车载斗量、汗牛充栋、繁如星海、难以胜计；另一方面，激励类法律却长期萎缩，对激励法作总体研究的学者则寥若晨星，总体性研究激励法的著作也踏破铁鞋而难寻觅。此种景象，真可谓法学园苑的一大奇观。

此种奇观，不禁令人扼腕叹息。它一不符合法律之本性，二有悖于法律创制之初衷，三不利于社会之进步，尤其是不利于科技之发展、经济之繁荣以及人类真善情操之培育。

作为人类的创造物，法律不是从地狱唤出的折磨自己的魔鬼，而是从天堂请得的帮助增进自身福祉的天使。如果法律除组织管理社会之外，余力尽皆用以惩罚，则法律难免“冷酷”之咒矣！

法律创新之初衷，窃以为首在激励人们战天斗地、创造幸福。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法律，即夏禹之子夏启发兵攻打有扈氏时发布的军令。该军令仅约80个字：“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寥寥80个字，谓之为“一部法律”，是因为它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为攻伐有扈氏的原因；二为攻战中的行为组织；三为奖励规定；四为惩罚规定。其中，“用命，赏于祖”就是激励性法律规范。对这部法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激励性法律规范被夏启置于惩戒性法律规范（“弗用命，戮于社”）之前，可见对法律激励功能之重视；其次，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发现的法律，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法律规范是激励性法律规范。(www.xing528.com)

自夏之后，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朝朝代代，期间的法律激励虽不明显，却也约略可见。夏商之奖励征战，为的是扩展地盘、俘虏敌人，亦即获取劳动资料与劳动力。秦代法律规定经“课”即评比的程序激励生产，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效果。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因为地处西陲，地瘠民贫，远比齐、燕、赵、韩、魏、楚落后，但竟出现了“秦王扫六合，天下成一统”的独霸结局。秦国经济实力得以高速成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律激励。在拙著《激励法学探析》一书中，笔者以近100页的“附录”，从“中国古代激励法思想在各大学派中的体现”、“中国古代激励法思想一脉相承从无间断”和“中国古代激励法思想从无间断地体现在所有朝代的法制中”三个方面，考察了“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激励法思想”，可供同仁研究参考。^[8]

多半是囿于学识浅薄、孤陋寡闻，笔者鲜见外国思想家中有热情论及、孜孜钟情于法律性奖赏激励的，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从西塞罗到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都少有关于奖赏激励的论述。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有极少几处提及。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少量的某些论述庶几接近赞同奖赏激励，但未见点题，更未见展开。也许是鉴于这种状况，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弗里德曼教授在其《法律制度》一书中写道：“法学研究总的说来对奖赏注意不多。”^[9]对弗里德曼的这一判断可作如下解析：正是由于西方各国的思想家鲜有论及奖赏，而古代西方各国的法律中也鲜有关于奖赏的法条规定，所以，“法学研究”处于“对奖赏注意不多”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