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正茂[1]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2]在其《风俗论》[3]中，曾盛赞中国法律优于“别的国家”。他写道：“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前些时候，一个名叫石桂（译音）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旅行者遗失的一个装有金币的钱包，他来到这个旅行者的省份，把钱包交给了知府，不收取任何报酬。对此类事知府都必须上报京师大理院，否则要受到革职处分；大理院又必须奏禀皇帝。于是这个农民被赐予五品官，因为朝廷为品德高尚的农民和在农业方面有成绩的人设有官职。应当承认，在我们国家，对这个农夫的表彰，只能是课以更重的军役税，因为人们认为他相当富裕。”[4]伏尔泰赞美中国法律的文字，还可见诸《风俗论》的其他几处。他在赞美中国“……几乎所有法律均以对赏善惩恶……的认识为基础……”的同时，指斥对此有所贬斥的“局处西方一隅”的“我们中的某些人”抱有“举动”“轻率”的“狂热情绪”。[5]他赞扬“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中国人不愿肯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他们与一切开化的伟大民族之间的这一差别是惊人的。”[6]伏尔泰还指出：“中国政府在几乎所有的诏书中都祈求‘冥冥上苍’要‘赏罚公正’。”[7](www.xing528.com)
伏尔泰之赞美中国法律，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其一，中国近代以前的法律，至少在重视奖赏激励方面，是有别于“别的国家”的；其二，不妨从对法律激励的认识根源上去探究，古代中国几乎在一切方面都较之“别的国家”发达，而近代以来却颠倒过来的原因，从而确认中外法律文化的重大区别点；其三，要密切联系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与作用并进行法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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