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既有思想建设，也包括有作风建设。调查研究既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是党的作风问题。毛泽东同志虽然在20年代末期就把调查研究看成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的思想路线没有得到清算，直到40年代初期，在党内还存在着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许多同志不愿意迈开他们的双脚到社会实际和人民群众中去，不愿意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满足于一知半解，夸夸其谈；坐在机关里想当然地发号施令。有的人工作了三年五载，不仅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状况全然不了解，就是对于所在单位的“下情”，也若明若暗。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40]他在列举主观主义的表现时，把不做调查研究列为主观主义第一条。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也把这种作风看成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因此，延安整风，首先就是整顿这种主观主义的坏作风，并把提倡调查研究看成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环节。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41]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为一派新风，并有力地推动了其他作风的转变，使延安时代成为党的历史上党风最好的时期之一。人们常说的“延安作风”，一个根本的内容就是指实事求是，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实事求是。建国以后，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这个好的党风遭到了严重破坏。代之而起的，是作为它的对立物出现的“浮夸风”、“瞎指挥风”等等。196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也包括有重新整顿党的作风的意思。“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口号的提出，从党的建设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历史上实行调查研究的好的党风。毛泽东同志指出：“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他在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还要求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同志做出榜样，在开会之前，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党中央在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各级党委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要深入基层，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使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并且说：“只要在全党坚持这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一定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我们的各方面工作就一定能够得到迅速的进步。”事实正是这样，1961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之后，在某些方面，党的思想路线有了一定程度的端正，党的作风也有较大的转变。到1965年底，基本上扭转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使党的经济工作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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