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农业社会主义高潮的突发,使原来估计为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在1956年超前实现了。在当时看来,这意味着我们国家从生产关系的变革来说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就发展生产力来看,还没有完成过渡时期规定的工业化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除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获得一些理论知识外,主要是通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来取得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先于我国成立的其他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也基本上是采用苏联模式。这样,苏联模式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经验对于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虽然产生过积极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消极作用。尽管经过延安整风以后,中央领导人对于苏联经验已有一些辩证的思考,但是在实际工作部门的不少单位及其领导人那里,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号召的影响下,实际上存在着那个时期的“两个凡是”——凡斯大林讲过的都不能违背,凡苏联的经验都不能更改。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5]。
斯大林去世后,中国共产党人“心情不舒畅”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只有到了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之后,才从思想上获得了解放。苏共二十大不仅对苏联,而且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苏共二十大第一次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使人们对有关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不能不重新思考。在党的八大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见外国党代表团时多次强调了这一点。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时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了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
通过时斯大林犯错误的思考,通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上,中国共产党人当时主要对这样几个问题获得了“解放”。
1.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
虽然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还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斯大林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批评了否认矛盾的观点: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是迷信。希望一切都是好的,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是美丽的,但又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6]。他还指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又会感到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7]。以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指导,党中央在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观点。接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分析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十大矛盾。1957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阐述了其运动机制,从而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
2.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要不要加以区分?(www.xing528.com)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在理论上否认矛盾,在实践中混淆矛盾。毛泽东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时指出: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比如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这里有两种人,有敌人的批评,也有人民的批评,应该加以区别。斯大林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差不多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8]。鉴于斯大林的严重错误,鉴于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政治动乱和我们国家一些地方出现的闹事,中央领导人从1956年春天开始就自觉地把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为重大政治课题加以思考。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初步地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作了区分。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深刻地阐述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并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3.社会主义国家允不允许不同学术观点自由讨论?
斯大林在世时,苏联是不允许学术观点自由讨论的。在遗传学的问题上,他们支持李森科学派,反对摩尔根学派,由斯大林直接干预,由苏共中央出面作讨论结论,采取一系列严厉的行政措施。苏联这种作法对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发生了些影响。斯大林逝世以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的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在这之前,他还表示过,即使对他写的著作,对任何领导人的学术思想有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不应加以禁止。”
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这些看法充分表达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苏联的历史教训,党中央宣布“双百”方针为发展我国科学文化的基本方针。
4.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苏共二十大以后,我党中央领导人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发表了不少精彩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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