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改为过渡时期：东方巨人的策略之举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到建国之初虽然已有10多年历史，但作为一种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践则仅仅是开始。为什么毛泽东不强调贯彻这个理论，并要改变这个理论的实践呢？过渡时期总路线尽管有一个酝酿过程，从有关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材料说明这个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过程，但是从党的思想发展史来看，毛泽东提出这个思想的直接动因是什么？他的思想理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党史界正在展开深入的研讨。这里只能作些初步的大概的分析。

第一，建国以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开展，为毛泽东提出或明确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由新民主主义阶段理论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变化，提出或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泽东原来说20年转入社会主义和在很远的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是就完成这些任务的下限时间或终点讲的，至于何时开始进行这些工作，他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建国以后，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没收，对私营工商企业实行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老解放区互助合作运动的提倡，尽管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出已经逐步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念，但这些工作的进行无疑促进了这个思想观念的形成。那几年其他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或提前完成，也使毛泽东感到有了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在1958年春天的成都会议上，他回顾这段历史说：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已讲清楚，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1953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那时做的80%是社会主义的，20%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这把他的一些深层想法讲得比较清楚。

关于过渡时期的《宣传提纲》解释说：在头三年中，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长了，它的领导作用确立了而且加强了，经济恢复工作基本上完成了。从1953年起，我国已从经济恢复阶段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有更进一步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必要。

第二，经过同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较量与斗争，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量不足对相对他说，也就过重地估量了其消极破坏作用，忽视了其长期存在的历史价值，因而明确提出改造、消灭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政策的变化是提出总路线后最带有实质性的变化。刘少奇在1951年7月5日对中央党校学员的报告中讲到资产阶级的态度对党的政策的影响时说：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一些，并采取激烈一些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对资产阶级的表现的认识，正是毛泽东改变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七届二中全会尽管指出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并号召全党要有一定的警惕，但毕竟只是抽象的认识。建国伊始，私人投机资本对物价和市场的猖狂破坏，不法资本家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盗骗国家资财等种种活动，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无度的本性，强烈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和竭力摆脱国家限制的欲望暴露无遗。在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人民政府组织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使其陷于完全的孤立，在社会上“变为臭阶级”^[8]。“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资产阶级也感到无路可走，不能自立，要求国家“计划他”。这样，便提出了在过渡时期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去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政策。(www.xing528.com)

第三，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毛泽东在1955年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而提出的，其实，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列宁对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看得十分严重。1921年新经济政策的提出，标志着列宁根据小农经济占极大优势的俄国的具体条件，改变了他原来对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作用的认识。后来斯大林改变新经济政策，恢复列宁1921年前讲的过渡时期理论，在苏联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列宁1921年前的和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理论与实践为根据的。中宣部的《宣传提纲》在说明总路线时也主要引述的是列宁和斯大林这方面的言论。这与建国初期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第9章到12章和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著作不无关系。1955年9月，过渡时期的提法由“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改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是沿用列宁、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提法的改变，还表明毛泽东已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不再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1956年初，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超前实现之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也是以斯大林的“小过渡”理论和实践为依据的。斯大林在1930年7月联共（布）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之后说：“我们已经走出旧意义上的过渡时期而进入在全线直接展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很明显，虽然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消灭阶级差别还很远，但是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9]。在1956年1月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明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时，将“进入”与“建成”加以区别，其理论根据亦源自于斯大林（当然，这个区分是工确的）。

第四，哲学观点上的变化和“不断革命”思想的形成，是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哲学理论根据。抗战初期，毛泽东在抗大讲演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建国之后，毛泽东对“两论”进行了校正、修改，分别于1950年12月和1952年4月发表。对《矛盾论》，毛泽东作了较大修改。其中一个较为显著的改动，是更加强调客观事物的可变动性和转化性，批评僵死的、凝固的观点。人们熟悉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之名句，正是修改时添加的。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时中国革命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验的总结。就解放战争言，毛泽东很强调部队打仗要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认为这是打败蒋介石的重要方法，也是我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在占领南京后，毛泽东还强调要乘胜追击，革命到底（这些都是正确的决策）。《矛盾论》的修改不能不使这些经验作哲学概括（这个概括无可非议）。毛泽东当时虽然没有使用“不断革命”的概念，但这个思想已经有了。所谓“趁热打铁”，即是其通俗表述。周恩来在解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时说：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新的任务^[10]。毛泽东后来在成都会议上谈及建国初期的有关情况时说：过去曾发生老区土改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这就道出了他的思想变化的缘由之一。

第五，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的某些不明晰和不确定性，使毛泽东在贯彻理论的彻底性原则时不能不将它加以改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伟大的创造性理论，但是，它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某些论述却存在漏隙，例如，关于两个阶段转变时间的衔接不明确。《新民主主义论》说：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完结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束是明确的，但是立即开始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则不明确。既然不明确，就可以有两种理解。总路线提出前，刘少奇是作后一种理解。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属前一种理解。这就是党内最初的认识分歧的一个由来，再如，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质的认识，毛泽东是不确定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即是新资本主义社会。在1944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结论中，他还说：蒋介石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到了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他又批评这种提法，说：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他没有说明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名字还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建国以后，既掌握政权，又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就存在一个发展方向问题，也有一个明确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他批评“新民主主义秩序”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表明他又回复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如果说在抗战时期，为了成立国共合作的联合政府，强调“新资本主义”有策略的考虑，那未建国之后，持这种观点，真的搞20年的“新资本主义”，对于毛泽东来说难以容忍了。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进一步明确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