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抗战统一战线思想：与国民党斗争策略

中国的统一战线，从阶级关系上说，最根本的是无产阶级如何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从政党关系方面说，最主要的是共产党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之后，不仅为制定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使孤立和反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有了更为明确的理论基础。国民党顽固势力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以后，所谓国共两党关系，说到底就是共产党同以当权的蒋介石集团为核心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关系。

我们党与蒋介石国民党的关系，不仅在历史上，而且直至抗战期间都有着深刻的教训。大革命后期发生过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错误，土地革命后期又发生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抗战开始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了在对待与国民党关系中的上述错误，确定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又联合又斗争，既不是绝对的联合，也不是绝对的斗争，而是综合联合与斗争两方面来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党领导下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来巩固与发展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但是，在皖南，负责东南局和领导新四军工作的项英，受到抗战初期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影响，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没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只搞片面的联合而放弃斗争，这是造成我党和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惨重损失的最根本的主观原因。

自1939年1月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逆转后，毛泽东就在研究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特殊关系的问题。他总结了我们党10多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教训，在制止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和打退其发动的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异常地深化和细化了我党与国民党的又联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原则。

1.揭示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多层次多侧面关系，强调要以斗争求团结。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刚闭幕时，毛泽东就对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作了阐释。1939年2月5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从哲学理论上指出：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同志们如果能找得到只讲团结，没有斗争，那我就不姓毛。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没有斗争的，那他还没有学过马克思主义。联合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但两者既不是半斤与八两，也不是斗争更重于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便是联合、统一、团结，但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斗争。这是不可缺少的，是谁都不能也不应忘记的。当然，如果人家拿了机关枪对准着我们，拿了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就只有拿机关枪、刀子去斗争，在那时就是斗争第一了。斗争不是仅有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多样的。

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对又团结又斗争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总结，提出众所周知的那段名言：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从而透彻地揭示了两者关系的辩证法。1940年7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还就团结与斗争的关系的不同意义作了具体分析：（1）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2）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3）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4）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抗日为主还是反共力主而定；（5）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6）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斗争，因为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7）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这是指韩德勤向苏北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的这种多层面的分析是正确的。这不仅概括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的情况，也为随后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所证实。毛泽东指出：“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这个总结具有普遍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整个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变化多端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在国民党发出何、白“皓电”（1940年10月19日）之后，面对其十分嚣张的政治进攻和军事威胁，毛泽东对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指出：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既有现在与将来之分，也有反共的高潮与低潮之分，还有对某一个具体的顽固派如阎锡山的反共高潮与低潮之分。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关系。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22]。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我们党正是坚持了这些原则，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又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

2.提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愈益带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还不放下抗日旗帜，欲联合其他各派势力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对付日本；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觉醒的人民大众，极力摧残各种进步势力，尤其是打击共产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这种两面政策尤为鲜明，上述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政策而提出的。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顽固势力采取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23]此后，毛泽东还说过，他们是两面派，我们也是两面派，是革命的两面派，要同他们斗争^[24]。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充分发挥，并把这个政策运用得淋漓尽致。他自始至终坚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在何、白“皓电”后，毛泽东确定实行政治进攻、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实行针锋相对的两面政策。他在1940年11月21日和30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解释这个方针说：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本质上依然是两面政策。我对一切吓我之人亦应以政治攻势转吓之，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的方针，除表示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其他是寸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泽东认为，我们“和缓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怖”。“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在蒋介石的“手令”（即1940年12月9日的限期新四军北移的最后通告）发出后，毛泽东又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仍是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亦仍是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在抗日方面，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孤立；在反共方面，对其当不愿根本破裂两党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向我党和人民的政治高压和军事进攻方面实行坚决斗争和加以孤立。这也是软硬兼施。开展斗争是硬，但硬不硬到破裂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是软，但软不软到丧失自己立场^[25]。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猖狂至极，1941年1月17日发布宣称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为了打退国民党的政治攻势，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革命的两面政策思想。他在一系列文电中指出：我们应紧紧捉住蒋介石1月17日令坚决反攻，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样采取强硬立场，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只有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根据这样一些思想，我们党制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采取军事守势的同时开展了全面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最后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形势迅即发生了有利于我党和全国抗战的巨大变化。19U年5月8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对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作了深刻概括，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1月17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我党的方针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26]。(www.xing528.com)

3.阐述了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原则。

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关系既然是又联合又斗争，那么这个斗争怎么掌握？这既是一个政治原则，也是一门政治艺术。自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毛泽东就在思索这个问题。“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是在反对顽固势力不断制造的磨擦事件中逐步形成的。

这个思想是从提出斗争的自卫原则开始的。1938年底，国民党政府要调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进驻陕北。12月4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等，明确指出：绝对不许可任何部队借名进驻，实行破坏边区之企图。过去已打过八九仗，都是执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1939年1月以后，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毛泽东进一步阐释了这个思想。这一年5月5日，他在延安后方留守兵团的军事会议上指出：巩固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对于他们的捣乱给以无情的打击，决不让步。两条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他讲亲爱、讲团结；要是他对我们不客气，我们就来第二条，就是“人要犯我，我必犯人”，这叫磨擦，人家磨擦来，我们磨擦去，也就是孔夫子所谓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否则不叫“礼尚往来”。这是圣人之言，天经地义，我们一定要磨擦去，同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了“磨而不裂”的“有节”思想。他说：对于国民党的破坏性磨擦和武装冲突必须给以坚决的抵抗，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磨而不裂”。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与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首次将上述思想概括为“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在1940年3月11日的“报告提纲”中，总结与顽固势力的斗争经验时对这个原则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有理”是自卫原则，体现了斗争的防御性；“有利”是胜利原则，体现了斗争的局部性；“有节”是休战原则，体现了斗争的暂时性。坚持这三个原则，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毛泽东的“三有”原则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运用。是我们党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发展华中的军事战略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4.强调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同时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不仅决定了我们党与之联合时要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进行有理有利存有节的斗争，而且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把工作的基点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随着国共两党关系日趋恶比，他的这个思想愈益明确和强烈。

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前夕，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反对投降的报告中指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卫、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反共高潮开始后，毛泽东在1939年10月10日为党中央写的关于日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又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期，毛泽东在1940年1月28日的党内指示中还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党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不甘心其在华北的失败，将军事进攻的重点开始转向华中地区。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和东南局，要他们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1927年的错误。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毛泽东不但致电项英，要他们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行动准备，而且告诫全党：蒋介石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要准备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后都要有对付的办法。毛泽东甚至作了可能出现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的思想准备、并提出了应采取的相应对策，指出：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27]。当时我党领导的西北、华北、山东、苏北等根据地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可能发生最黑暗局面的各种准备，唯独项英在皖南迟疑不决，对蒋介石存在幻想，未作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结果遭致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总结中批评项英的错误时指出：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要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蒋介石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他还指出：我们在向着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时，也不抛弃好的可能性。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不仅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针，而且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后来毛泽东关于“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28]的思想，就是总结了我党长期革命斗争的血的经验教训而作的哲学概括。

毛泽东在1939年至1941年间对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列。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到，经过对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的长期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经验的总结，毛泽东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基本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