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

对待中间势力的不同认识，长期以来是中国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思想倾向之间的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中间势力，是指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持中间政治立场的势力而言。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它包括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在土地革命时期，它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在一般情况下，它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一部分中间派可能脱离革命队伍，甚至变节，但整个中间势力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土地革命时期却提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主张，在1932年1月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要求把中间派别作为“主要的力量来打击”。基于这种错误认识，他们拒绝与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和其他反蒋势力组成的“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统一战线，坐视其反蒋失败，从而使中央苏区陷于严重孤立的地位。

毛泽东始终反对王明中央拒绝争取与团结中间力量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左”倾政策。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上述“左”倾政策是“孤家寡人的策略”，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13]。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事实上提出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特别是“中间势力”跑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团结他们。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在1937年11月12日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为“左翼集团”、“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和“右翼集团”。所谓“左翼集团”，即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与巩固这个集团。“右翼集团”则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党的任务是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央集团（即中间集团）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党的任务就是“争取中央集团的进步和转变，这一步骤如果做不到，转变时局是不可能的”^[14]这是毛泽东较早地明确地把争取中间势力提高到关系抗战形势发展的关键意义上来认识。在1939年1月国民党的政策发生逆转后，其顽固派不断在河北、山东，特别是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冲突，毛泽东更加强调对中间分子要加紧工作，提出要把所有的老百姓，所有一切抗战的爱国分子，统统组织到统一战线中来，每个革命同志都去办“小统一战线”使其愈多愈好，“许多许多的小统一战线，作为基础，组成大统一战线”^[15]结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统一战线。在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首先，明确地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把争取中间势力与发展进步势力和反对顽固势力视为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一份关于当时形势和任奢的指示中对这个思想的初始表述是：极力孤立一切向我进攻的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以便消灭之；极力团结进步派与之长期合作；极力麻痹中间派使之不为敌助，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即《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下同）中，不仅明确地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概括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而且对这三种势力的基本倾向作了较深层次的剖析，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具体关系，他指出：中间势力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有些人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保持勉强的中立，有些则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怎样争取中间势力呢？毛泽东认为，必须同发展进步势力与反对顽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如果不同顽固派作坚决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也无从发展。因此，他提出争取中间势力必须有三个基本条件，即：（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特别是第三条很重要，因为顽固派也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党陷于孤立，并且指望中间派充当他们的同盟军。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16]在蒋介石指使韩德勤酝酿苏北战争期间，1940年8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意义，指出：利用矛盾、联合多数、反对少数的策略，是从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时期逐步总结出来的，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现在注意了中间势力，过去许多干部没有这个观念，不了解中国的阶级关系。今后还要加强这项工作。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反复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观念在全党逐步地树立起来，并成为我们党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经验。其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www.xing528.com)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华北、西北和华中地区斗争的一个焦点。国民党顽固派反对建立，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无论在政策上和阶级实质上都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一切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不投降、不反共、不倒退的人都应当吸收其代表参加。毛泽东很重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人员分配上，他在1940年3月6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规定这样的比例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是为了保证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是为了联系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则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有利于孤立顽固派。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中，毛泽东分析政权性质时指出：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既和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相区别。“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这种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17]。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三三制”政权的作用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严重关头，为了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政权政策的作用，指出：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在苏北一些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在有的机关中还可以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和少数右派分子参加^[18]。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毛泽东总结党的政策的重要意义时指出，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政策，“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19]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坚持实行“三三制”政策，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广泛的基础。第三，逐渐地扩大了中间势力的对象，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共同抗日。中间势力是个政治概念。它的内涵随着不同历史阶段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抗战时期比土地革命时期宽广得多，在打退反共高潮之后又比在此以前扩大了许多。抗战初期的中间势力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报告提纲”中，中间势力的对象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多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在抗日战争中同国民党中央势力亦有矛盾，有时表现进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有可能在我们党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个多月后，即1940年4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中又提出，不要把整个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都看作是一样的，其中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在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的指示中，毛泽东进一步把争取中间势力明确为：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两个月后，在1940年7月7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中间势力的概念又扩大为可以包括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等等。毛泽东谈及这个变化时说：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把夹在国民党军中的黄埔生也划入中间势力。他指出：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极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20]。

在1939年至1941年间，我们党不断扩大中间势力概念的内涵，坚持实行争取和团结的政策，并极力从顽固势力中分化出一部分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对打退两次反共高潮都起了重要作用。在1940年5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时，朱德介绍了争取中间力量的情况。他说：对中央军我们经常有人和他们来往，和卫立煌的关系很好，使他在国共两党的磨擦中保持中立。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讲话肯定朱总司令说得很对，指出不但还要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能把顽固派当汉奸打，不能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我们党对中间势力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注意了争取友军、瓦解顽军的工作。使他们在政治上对我党的自卫立场表示理解甚至同情，在军事上表示中立不介入。1940年11月4日，毛泽东致电华中各部的军政首长，要求他们根据华北（国民党朱怀冰3个师打八路军，由于火线上的统战争取，其中1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保安队和八路军交战，由于加强了对国民党其他部队的联络，预三师则在旁观望不助）和苏北黄桥（由于陈毅亲自出面作统战，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氏江和宋子文系统陈泰运部严守中立）的经验，运用各种方式晓明厉害，晓以大义，把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作为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由于广泛地开展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尽量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指出，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他强调说：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21]这不仅是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整个中国革命的经验的一个重要总结。中间派在过去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力量分散，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没有发生重大影响。自此以后，由于我们党的正确的统战政策，中间派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逐渐地形成为一股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的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