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抗战中期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

统一战线，从阶级关系上讲，实质上是劳动阶级与剥削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问题，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资产阶级，是关系着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从大革命以来的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无不与能否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1925年1月的党的四大虽然开始看到有“大商买办阶级”和“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这两个部分，但却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独立的阶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虽然已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当时的认识并不牢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而具有决定意义的认识则是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形成的。

毛泽东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谈及这个问题时说：过去我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直到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时，才正确地认识清楚。这是讲的这篇著作的1940年的修改稿。在1939年12月写作该书初稿时，诚如他在1940年致萧向荣的信中所说：当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7]。因此，《共产党人》杂志1940年第4、5期发表的该书初稿只是一般地将买办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而将大资产阶级纳入民族资产阶级范畴之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中又有大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的区别。

在大资产阶级，那是妥协性很大的很不可靠的部分，而在中产阶级尤其是中等民族工业资本家，即是比较多带革命性的部分。”^[8]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毛泽东看来，买办阶级与大资产阶级还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看法），因而没有将大资产阶级列入买办阶级，而是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正因为是这样的认识，因此，在初稿中分析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时，对其“反动性”作了分量比较重的评论。

经过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无论从提法到内容分析都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了。这个变化首先反映在1940年3月11日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之中。这是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是对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的深刻总结，全面地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堪称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经典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献里，毛泽东从各阶级对待抗日的态度上，不仅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区别，还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不仅对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抗日积极性作了充分肯定，而且对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尽管在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但“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9]按照这个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能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把打击对象孤立到最低限度。这是根据抗日形势的变化所做的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采取的正确方针。根据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作了修改。这就是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说的：“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10]从1948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中收入的该文可以看到，其修改是不小的。最重要的修改就是将大资产阶级明确地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区分出来，并将其纳入于买办阶级。这样，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就是“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个修改稿还加上了对于“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欧美派大资产阶级”的不同政策的一整段文字，删改了将大资产阶级放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而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的不妥当分析的有关文字。建国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建国前的修改稿，只是在文字上又作了些改动，使表述更加准确。

毛泽东把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并对大资产阶级作进一步分析的新认识，还反映在对《〈共产党人〉发刊词》的修改上。《〈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写作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两个多月。在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创刊号刊载的原发表稿总结统一战线的规律时讲了五条，对资产阶级没有作明确区分。建国初的《毛泽东选集》收入该文时对此作了修改，除了其他的文字性修改外，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增加了对大资产阶级作具体分析的第三条，将五条规律改为六条规律。新增加的第三条就是根据1940年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形成的认识写的。这一修改也说明，这个认识的变化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认识的飞跃。(www.xing528.com)

为了进一步从社会实际中弄清资产阶级的问题，1940年9月6日，毛泽东还向在国统区工作的南方局、东南局发出指示，要求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的问题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毛泽东指出：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治，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他还提出，对这个问题分省调查时，要为被调查的每人立一小传，包括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与此相联系，调查对象还包括国民党军队的各总司令、军长、师长三级军官在内）^[11]。毛泽东对于阶级调查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想先从经济、军事两方面着手，将来扩大到政治、文化方面，最后汇总为名人录，供召开党的七大作研究用。

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作报告，对资产阶级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以前我们没有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是可变派，是较好的同盟者。现在他们的代表人物在军界、政界是张学良、杨虎城、于右任、冯玉祥、卫立煌等，在经济界是陈嘉庚等。对这些人，我们要研究，要代为立传。在毛泽东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分左中右三派，而以两面派为多，希望祖国复兴者为多，极少数是亲日派，另外的少数很左，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对于其中的右派也需要某种必要的批评。对于大资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在抗战问题上也分为三派：（1）右派，即投降派；（2）中派，即顽固派，包括蒋介石、阎锡山，他们又要反共又要抗战，又抗战又准备投降，是半身不遂；（3）顽固派中的左派，也是可变派。对投降派要打倒，完全孤立他们。对中派要团结，同时斗争。在军事斗争停止以后主要是批评，也要孤立他们。但这与孤立投降派不同，还要团结他们。毛泽东从顽固派中分出可变派，提出对可变派采取分化和拉拢的办法，同时进行必要的斗争与批评。

这是对大资产阶级认识上的又一个变化，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这以后，毛泽东继续注意研究资产阶级问题。即使是在何、白“皓电”、“齐电”之后，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他仍强调要对资产阶级加以区别。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并且指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既联合又斗争的一切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12]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之后的1941年6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了对待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在抗日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一打一拉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并说，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

这样，毛泽东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之后，相应地产生了对两个部分的正确政策，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尽管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始终交织一起，阶级斗争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甚至以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党却牢牢地把握住了斗争的大方向，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自乱方寸，这是与毛泽东在抗日斗争形势下对阶级关系的正确估量，特别是对资产阶级两个部分的分析及其采取的正确政策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