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大捷对毛泽东形成抗日战略的重要影响

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的祝捷电报雪片似的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董必武从武汉致函毛泽东说，国统区人民赞扬八路军的胜利，它“不仅与平汉、津浦两路战事成相反的对比，即与上海方面相比亦令人看出八路军的不同”；新闻界“见到我们的人一开口就说，‘晋北得你们，八路军打得顶好’。”率部在陕西富平待命入晋的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质在日记中纪录了我军将士的反映。9月26日，他写道：“接朱、彭电：我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缴获汽车、小摩托车、山炮、弹药甚多，被包围而继续顽抗之大批日本兵，全被我击毙”，“这是红军参战的第一次胜利，也是中日开战以来最大的第一次胜利。这一胜利虽然是局部的，但在政治上的意义是无穷的：（1）证明我党的主张正确；（2）只有积极地采取运动战、游击战、山地战，配合阵地战，抄袭敌人，才能胜算；（3）证明唯武器论的破产；（4）单纯的防御只有丧失土地。捷报传到部队中，人人欢跃，大家都以为我们出动太迟了。”10月1日，他还记道：今天“开拔，沿途群众对我们非常欢迎。特别是平型关战斗的胜利，使他们对我们的信仰更加提高”^[4]。董必武的信札和陈赓的日记是有代表性的。它们说明平型关大捷确实对当时的抗战形势、对提高八路军的声望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八路军在平型关打运动战的胜利，也鼓舞了毛泽东，使他对把握作战方针的两个侧面的结合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以后，他的电文在布置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对于集中兵力作战这个方面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注意，逐渐地形成了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样一个表述更为全面、完善的战略方针。

9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彭，表示“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9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朱、彭、任，说：“目前长城抗战是暂时的，阎锡山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但须计算这仅是战役的暂时的局面，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这个电文，对配合作战的态度比起平型关大捷前来很不一样了，不仅如此，已包含了后来概括的战略方针的雏形。10月5日，忻口战役打响。周恩来参与作战计划的研究。毛泽东致电周、朱、彭，“完全同意周与程潜阎锡山共商决定之作战计划”，指示：我一一五师全部除一部做地方工作者外，应速集中于台怀镇以北，大营镇、砂河镇以南之山地，待敌人被吸引于原平、忻县地区并打得激烈时，袭取平型关、大营、砂河、繁峙线得手后，交友军占领该线，我军向北突击，占领浑源、应县地区开展新局面。还提醒林贺两师“不得因为主力作战而置原定地区之地方工作于不顾”。这说明毛泽东已同意我军主力用于打仗而不是做地方群众工作了，这是一个较大的变化。

毛泽东的思想还在进一步变化。从当时的形势出发，他对集中主要兵力作战这个侧面越来越加以强调。10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朱、彭，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忻口战役的“作战问题之补充意见”，指出：“山西我方兵力数量在十五万以上，红军与卫立煌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山西现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他指示：一一五、一二〇两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一一五师主力不仅要适时袭击大营、砂河、繁峙线，还要准备北越出长城至浑源、应县，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还指出：“在一一五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这个电文对于打大仗所表现的气魄，是以前从未有过的。10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并告周、朱、彭、任等八路军将领，在指出“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时，明确指出：对游击战的部署与计划，“并不妨碍争取以主力在长城一带举行有利的决战之现时计划”。这就修正了9月17日所说的今日红军在战术性的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的观点，进一步孕育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之意。10月25日，忻门战役正在紧张进行之际，毛泽东急电朱、彭：“你们是否准备以陈光旅使用于正大路？我以为是必要的，并且徐海东旅主力似亦有南下作战的必要”，“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大路”；“为确实截断雁门南北大道起见，工震部似以加入雁门关一带配合宋支队作战为有利”。随着对八路军集中兵力作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愈益强调，同日，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第一次改变了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提法，指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5](www.xing528.com)

太原失守后，山西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进入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11月13日，毛泽东电告朱、彭、任转恩来等人，指出：八路军的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他还对八路军各部队如何打几个小胜仗作了具体部署。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向对上述部署不甚理解的同志进行解释。他说：（一）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二）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三）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下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四）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勿）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这几条解释，正确地说明了八路军战略方针中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分散兵力发动群众与集中兵力进行战斗的关系，较之以前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

随着日寇继续南进，为了遏制民族投降主义、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毛泽东越来越要求八路军多打些运动战。12月5日，毛泽东和回到延安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联名致电朱、任说：对进攻冀察晋边之敌。“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12月29日，毛泽东电告朱、彭、任等前方将领，进一步指出：在此次敌南进过程中，我军须集中必要兵力在有利条件下打二三个好的胜仗，要及时完成必要的作战准备，以免临事仓皇。正是基于抗战形势的发展所引发的以上一系列的认识变化，在1933年5月发表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华北抗战的经验，对八路军作战的战略方针作了科学的概括，第一次公开提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下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6]。这个提法，发展了洛川会议上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思想，比起其他各种提法也都全面和准确。它既强调了游击战争这个战略基点，又兼顾了运动战这个不可缺少的方面，这样的概括获得了全党的普遍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