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对八路军作战原则的重要强调

洛川会议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前线。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山西会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配合原则、指挥关系和补充计划等事宜。几经协商，这个时期愿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阎锡山，同意了八路军开进我党事先提出的地区。1937年9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洛甫，汇报八路军开进预定地区的地理形势时说：晋西北山势较薄，转向吕梁山脉倒更好；恒山山脉绵延至桑于河右岸，颇利敌后游击；五台山脉势最高峻、蔓延极广，南北东西均不易突入，机械兵团尤难；太行山脉沿正大路两侧山势极险，亦极利游击，与大岳山脉连接最便转移。这说明周恩来等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随后一二九师开往晋东南的指导思想，符合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地在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原则。

但是，八路军开到前线后怎样具体开展活动？是以分散游击、发动群众为主，还是在发动群众的同时，适当集中兵力作些战斗？这是当时的抗战形势提出来需要我党抉择的问题。就毛泽东来说，在洛川会议后，他从我党我军的长远利益和抗日战争的全局出发，更多地强调八路军应分兵发动群众，开创广泛的游击战争。9月12日他致电彭德怀，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作了进一步解释，指出：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集中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方面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当时正值大同弃守，阎锡山为挽回晋北局势，准备在平型关集中14个团的兵力与敌会战，望八路军与之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陈光旅及师直机关集中在平型关大营一带，准备相机袭击敌之左侧。毛泽东获悉这一情况后，于9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将领，对一一五师配合阎锡山策划的平型关战役的作战部署发表意见说：“晋阎指挥下之傅、杨、刘、汤各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他提出，为真正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本身起见，建议“一一五师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时任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从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此种建议提出异议，认为在敌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详述了对八路军参与平型关战役的看法。他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地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在电文中，他表示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当然可以，“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这个电文对阎锡山战略意图的分析和对华北战局的展望都是正确的，充分地表现了毛泽东异常敏锐的战略眼光，并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

但是，这个电文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两个侧面的说法确有不够精当、准确和辩证的地方，容易造成似乎在强调一个侧面否定另一个侧面的误解。尽管如此，这些说法仍然比他在洛川会议上的说法更进了一步。(www.xing528.com)

9月25日，平型关战役已经打响。毛泽东接连数电，继续阐述他的意见。在致朱、彭、任、周的电报中提出关于华北我军作战的战略意见时，他说：“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在致电周恩来、刘少奇等布置华北党的工作时，他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这些电文，主要反映了毛泽东在平型关战役前对如何贯彻红军作战方针所强调的重点。但是，开赴抗战前线的八路军将士的心情，与毛泽东所强调的重点不完全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肩负的责任、身临的环境以及应发挥的作用均不一样。不同的客观存在，不同的“角色意识”，自然会有某些不同的意见。

当时华北包括晋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片面抗战、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战斗力极差。在大同，阎锡山集结重兵20万，日军不过5000，尽管40比1，还是弃守。八路军总部的一份电报谈到国民党军队的情况时说：国民党部队在平绥线作战完全不发动群众，不能机动，不搞侧击，不愿包围迂回，更不敢深入敌后独立作战。因此，较强者只能上守挨打（如汤、卫部），较弱者稍挫即惧（如傅部），狡猾者回避战争（如高桂滋部），老朽者闻风而逃（如李服膺及大部晋军），动摇者甚至引狼入室（如刘汝明），以致一点一线突破，环以包围切断，可使全阵动摇，部队溃散，大批辎重如大同弹药弃之，于是，敌军得以少数部队配备机械兵团攻城略地，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到9月中旬，日军已进占冀、察、晋、绥各省许多城镇，直指豫、鲁等省。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抗战悲观论、对日恐惧症像瘟疫一样地传染开来。

在这种形势下，全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寄予厚望。我八路军将领忧心如焚，参战心情更切。彭德怀回忆说：八路军进入山西，沿途“所听街谈巷议，无不希望红军早日参战”。他本人从八路军总部出发时，就考虑八路军如何争取在抗战头一仗中打个胜仗，以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到了雁门关下的崞县，“当阎锡山谈到以王靖国和陈长捷两军分守平型关和茹越口，另以一个军守雁门关时”，彭德怀说：“你们坚守平型关正面，我一一五师出五台、灵丘、蔚县地区，隐蔽集结在敌前进道路两侧，待敌进攻平型关时，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军。”^[3]就这样，身处抗战最前线的周恩来、彭德怀与阎锡山研究了平型关战役计划，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配合作战。9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八路军主力在灵、广以南待机，支队出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师率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