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川会议讨论红军作战，东方巨人毛泽东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分析抗战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这是抗战开始后党中央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对于领导全党适应新的形势，实行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聚集上一堂，讨论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造根据地；（2）钳制与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阶段任务）；（4）保存与扩大红军；（5）争取敌后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他说：单从红军数量上讲，不能解释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但从红军的声望与地位看，是能实现的，要用最大力量争取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提出了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的战略方针。这里的所谓“独立自主”，是指在统一战略下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是指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跑；打山地战，是为了创造根据地及便利游击战争。

与会者都表示基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坚持主要在山地开展游击战、不作正面战斗、多行侧面战斗，坚持红军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动摇的。在会上，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并对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的基本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毋庸讳言，会上也有些不同意见，一个是关于开赴前线出兵的多少和早晚的问题，再就是如何看待抗战中红军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问题。对后者，大家的发言更多一些。

毛泽东在报告中没有直接讲到运动战，虽然指出了要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的问题，但他着重强调应以分散游击为主，对作战方针的这一面讲得较多，较为充分。看起来，这是讲的作战形式问题，但无疑体现了他长期形成的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的思想，也说明抗战伊始，他就充分意识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这是毛泽东对洛川会议和整个抗战历史的一个伟大贡献，也是他独具慧眼、高瞻远瞩，在谋略上胜人一筹之处。对此，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也应当指出，其他同志发言指出要配合以运动战也不是不应当考虑的。他们说：在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机会虽然比国内战争时期减少了，但游击战应与运动战紧密配合，在胜利把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因此指出不应忽视运动战的作用。这种意见，反映在对于红军战略方针的表述上，主张提“游击运动战”，或“运动游击战”，或“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等，从这样的表述上就不难看出，这些同志都是主张把游击战与运动战加以结合的，不是要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这次会议时间较短，由于红军将领要统率改编部队开赴前线，对这个问题没有充分展开讨论。

长期以来，在党史研究中，对洛川会议上关于战略方针表述的不同意见，一直是作为抗战初期的两条路线斗争来看待的，重新回顾党的这段历史，回顾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领导人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史，这种看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组织上说，党的会议上的不同意见都属于党内正常现象。大家都是为了抗日，为了党和红军的发展，而且基本方面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这样的争论不能说具有路线斗争的严重意义。

首先，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提法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并不反对红军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的上述一系列基本原则。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明确地说过：对红军来说，无根本上不同的意见，无原则分歧。还说，战略原则是依据现时情况定的，基本上保证不吃亏，而且扩大。如果技术条件改变，它自然是可以改变的。目前是在全国范围之内成立游击支队，对敌起钳制作用，并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消灭敌人的胜利。这说明毛泽东也没有把两者对立起来，没有反对其他同志对运动战所提的补充意见。(www.xing528.com)

其次，“游击运动战”一类提法，并不始于洛川会议。追根溯源，最初还是毛泽东本人提出的。1937年8月5日，他和洛甫（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谈红军的参战任务说：“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这个电文对红军作战任务的规定是正确的。在我党文献中，这可能是首次使用“游击运动战”的概念。它说明，毛泽东本人当时并没有将这些概念作严格区别，也没有对使用不同概念赋予严重意义。洛川会议上一些同志不过是袭用了毛泽东半个多月前使用的提法，他们在袭用时也不可能赋予它不同于毛泽东的新的涵义。

第三，在抗战初期，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都没有把洛川会议关于红军战略方针的表述上的不同意见视为路线斗争。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华北军分会10月8日训令，只是批评它指责中央有“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和它事先不向中央报告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并未批评“训令”中关于“运动游击战”的提法，还说军分会训令的精神与洛川会议的方针不相冲突^[1]。在这次会上及会后，党的领导人还继续使用这个提法。

任弼时在1938年5月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的报告《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谈到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时指出：“采取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不用当时国民党军队单从正面防守办法”。还说：“由于我们运用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方法，首先就取得平型关的胜利。”^[2]

这说明当时认为的作战方针上的两条路线是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加以对立的，运动战同游击战一起都是八路军的作战方针，并没有对它给以批评。这样的认识还是比较客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