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述摘编：全面评价历史人物

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3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7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第二版序言》（1869年6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5—46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

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1877年11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2—42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5]，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没有市民局限性。相反，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那种勇于冒险的时代特征。那时，几乎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又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产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09—41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www.xing528.com)

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6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必须十分详细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的那些阶级，认为只有从一定阶级的观点出发进行批判，就是说，批判不是建立在对“个人”的道德判断上，而是建立在对实际发生的社会过程的确切表述上，才是有根据的。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年底—1895年初），《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40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6年8月—1897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5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不应忘记，在18世纪启蒙者（他们被公认为资产阶级的先驱）写作的时候，在我们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启蒙者写作的时候，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与农奴制度及其残余作斗争。新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不论在西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幸福生活，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幸福生活，他们确实没有看出（从某种程度上说还不可能看出）从农奴制度产生出来的那个制度中的各种矛盾。

列宁《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39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

列宁《政论家札记》（1922年2月底），《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4卷第643—644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