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历史观的对立：解析创造历史问题

这些人^[1]怀疑整个人类，却把个别人物神圣化。他们描绘出人类的天性的可怕形象，同时却要求我们拜倒在个别特权人物的神圣形象面前。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1842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美好，了解人类在历史上的发展，了解人类一往无前的进步，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一贯战无不胜，了解人类克服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直到最后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自由地独立地创造以纯人类道德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新世界，——为了了解这一切的伟大，我们没有必要首先召来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人性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为了确信人的事物的伟大和美好，我们没有必要采取这种迂回的办法，没有必要给真正人性的事物打上“神性的”烙印。相反，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性的”即非人性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

恩格斯《英国状况》（1844年2月中—3月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卷第520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日耳曼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范围内，在人类世界本身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作为积极的精神的少数杰出个人与作为精神空虚的群众、作为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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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种黑格尔学说同时发展的，在法国有空论派的学说。他们宣布理性至上来同人民至上相对立，为的是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这是十分彻底的做法。如果说现实的人类的活动无非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群众的活动，那么与此相反，抽象的普遍性即理性、精神则应该有一种抽象的表现，即在少数个体身上展示无遗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个体是否愿意去冒充“精神”的这种代表，这就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象力了。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1—29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在唯心主义者看来，任何改造世界的运动只存在于某个上帝特选的人的头脑中，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把全部智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占有的头脑在宣布自己的启示之前，是否受到了某块现实主义的石头的致命打击。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63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www.xing528.com)

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海因岑先生既然断言君主能造成如此多的灾祸，那他同时也就承认君主有能力做出同样多的好事。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应当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君主、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压迫他们的人。

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6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全部历史的过程不决定于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他们本身自然为一定的、本身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全部历史过程取决于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虚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就是深谙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即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即愚人与贱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且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即应当崇拜天才。

马克思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1870年3月中—大约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18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是采取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看作是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是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可以削弱）这些历史创造者独立和自觉活动的条件这样一个问题。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41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