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论述摘编

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341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马克思《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1849年2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6卷第291—292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9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59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www.xing528.com)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9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9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888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894—89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6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