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论的运用应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具体转移

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81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

马克思《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1842年8月中—9月下半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7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1852年11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1卷第55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

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1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1872年6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的面面俱到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对于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要知道在每个具体场合下应该反对哪些社会制度并以何种方式发动主要攻击，这是永远不会有困难的。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1872年5月—1873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33—33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各国都经历过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联系、各行其是的时期，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削弱了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在所有的国家里，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才奠定了二者的牢固基础。但是，每个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都经过了独特的道路，都是以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初），《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1卷第284—285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第154—15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69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1906年3月24—28日〔4月6—10日〕），《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33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考察斗争形式问题，应当提出些什么基本要求呢？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它承认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并且不是“臆造”这些形式，而只是对运动进程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形式加以概括、组织，并使其带有自觉性。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方法是绝对不相容的，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决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决不局限于只是在当前可能的和已有的斗争形式，它认为，随着当前社会局势的变化，必然会出现新的、为这个时期的活动家所不知道的斗争形式。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向群众的实践学习的，决不奢望用书斋里的“分类学家”臆造的斗争形式来教导群众……

第二，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游击战争》（1906年9月30日），《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99—10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www.xing528.com)

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

但必须善于应用它。只有具体分析各种阶级的地位和利益，才能确定这个真理应用于某一问题上的确切意义。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却时常出现一种相反的推论方法，即他们力图在关于我国革命基本性质的一般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具体问题的答案，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并且完全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弄。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版序言》（1907年7月），《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2—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302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只有诡辩家才会以一种战争可能转化为另一种战争为理由，抹杀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战争之间的差别。辩证法曾不止一次地被用做通向诡辩法的桥梁，在希腊哲学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始终是辩证论者，我们同诡辩论作斗争的办法，不是根本否认任何转化的可能性，而是在某一事物的环境和发展中对它进行具体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262—26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马克思的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月），《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269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重要的是要懂得，在革命时期，客观形势象生活激流一般，迅速而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在每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善于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策略和最近的任务。

列宁《远方来信》（1917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

列宁《论口号》（1917年7月中旬），《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3卷第9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任何一般的历史的理由，如果用在个别场合而不对该场合的条件作专门的分析，都会变成空话。

列宁《错在哪里？》（1918年2月23日或24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38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我们一定会遇到不少的特殊情况，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千篇一律的死板格式来束缚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一成不变地认为我们的经验，俄国中部的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到一切边区。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30—131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像在任何时候一样，也是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4卷第197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列宁《共产主义》（1920年6月12日），《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第29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