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2—60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8月3—1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3—60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的形式。……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8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www.xing528.com)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1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在我们还没有看见另一种科学地解释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没有看见另一种像唯物主义那样能把“有关事实”整理得井然有序,能对某一社会形态作出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词。唯物主义并不像米海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那样,“多半是科学的历史观”,而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6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就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然适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还没有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像已为充分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适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某些动植物物种来说,它们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探明。种变说所企求的完全不是说明“全部”物种形成史,而只是把这种说明的方法提到科学的高度。同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来说)说明历史的方法。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春夏),《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16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11月),《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336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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