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管新政：重塑生态体系，规范创新

1）财富演进的历史

财富的历史说来漫长，从广义的财富上来说，有了生命就有了财富。小动物储存食物过冬，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那些食物就是小动物们的财富。我们讨论财富的历史，主要还是从人类的文明起源讲起，因为有了文明，讨论财富才有了意义。

世界文明源自于河流，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和古中国，都各自依托于河流孕育出了璀璨绚烂的早期文明。人类的发展历史也一步步地由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在农耕文明时期，财富的主要贮存和传递形式都依附于土地。农作物的生长依赖于自然环境，土地面积一定、因技术限制所导致的土地单位面积产出也一定，劳动生产效率不高。这种条件下，财富的积累速度是缓慢的，且受制于土地的面积。所以，在这个时代，“土地兼并”成了上位者积累财富的手段。战争、阶级矛盾不断，而斗争的结果就是王朝更迭又会将财富迅速清零，新的上位者又会进行下一轮财富积累。从本质上来看，在农耕文明时期，财富积累基本上是一种零和游戏。

随着西方文艺复兴的兴起，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西方逐渐摆脱农耕文明进入了工商文明，西方世界开始以工商投资作为财富积累的主要形式。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对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工商文明用不同于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工商文明的生产依附于机器、农耕文明的发展依附于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数量），财富积累的速度有了极大的提升。从图表1中可以看到，在两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GDP都有了快速增长，而因为明清时期我国的固步自封，即使有着人口和土地的优势，GDP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在西方国家开始工业革命之前都很高，但之后GDP却一直处在低位，“重农抑商”的经济开始落后于世界。世界经济史的发展正好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农耕文明”和“工商文明”财富积累速度的对比，意识到工商文明对比于农耕文明的零和游戏，它并不是一种“你增我减”的博弈。

中国人对“家”的观念根深蒂固，大多数家庭对于房地产的投资占家庭总投资的比重非常高，手上有了结余资金可能就会去买房。而对于别的国家的家庭来说，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只有20%左右，并且还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下降，他们更倾向于把钱投向股票、债券、基金等领域。

图表1：公元至今世界前五大经济体GDP占世界份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IMF、民创研究院

图表2：公元至20世纪人均GDP变化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www.xing528.com)

图表3：第二次工业革命后世界主要国家人均GDP变化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许多中国家庭发现房地产投资的增值速度快于他们可以认识到的其他领域的投资，再加上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不成熟，许多通过做实业发展起来的早期财富家庭的理财专业知识并不丰富，这些专业知识并不强的个人投资者手上拿着钱想要投资，只能够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房地产投资看起来似乎不需要很强的专业度，于是，人们对于地产投资趋之若鹜。但随着高净值人群的增加和年轻一代人的学历的提升以及视野的开阔，叠加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监管——坚持“房住不炒”，炒房这一投资方式已很难满足增加财富净值的要求了，许多个人投资者已经逐渐将视野转向了别的投资领域。

2）财富积累的历史——不破而立，先立而后破

中国的财富积累从建国初期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财政部掌握着社会资源配置的权利，形成了“大财政，弱金融”的经济格局，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人民的个人财富难以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开放广东、福建作为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1984年邓小平同志第一次南方讲话，看到了特区的良好发展，让他产生了“先富带动后富”的想法，大大地激发了个体私营企业家们的创富热情，打消了他们的很多顾虑。而这一思想所释放的信号也让很多知识分子放弃了原本的职业下海创业，1984年成为了中国民营企业爆发的元年，出现了很多由科技人员自主创办科技企业，如著名的“两通两海”、联想集团、浙江的私营企业——吉利集团、广东的创新型企业——华为、腾讯等，实现了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财富积累。但也引发了社会上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热潮，我国历史上素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加上许多人刚经历“文革”，对于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先富带动后富”的观点还抱有疑虑，怕被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因此，就有了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南方讲话。

在1992年的第二次南方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回答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半年后，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第二次下海创富潮涌现了，许多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官员放弃政府的工作选择经商，这样的选择在过去“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下，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大胆的挑战，但也未尝不是一次机遇，有人这样形容这一批人“他们似乎从一个分配别人财富的人变成了给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的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人紧紧地抓住了这次机会，破而后立，诞生了一批以陈东升、俞敏洪、田源、郭凡生、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人们从此对于积累财富不再束手束脚，对创业创富不再避如蛇蝎，企业家登上了经济发展的大舞台并成为了主角。

邓小平同志的两次南方讲话对于中国现代史的财富积累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两次讲话打破了“文革”后许多人对于改革开放的顾虑，打破了人们禁锢了许久的思想枷锁，使一波勇于放开手脚干事业的先进分子先富了起来，以他们为先例带动了一波又一波的人走向经商之路，把握机会，完成了财富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