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复兴之路：千年变局、沧桑涅槃

民创控股集团总裁　何昱先生

一、全球经济重心变迁史：历史的火炬从西方转回东方，中国历经百年沧桑，开启凤凰涅槃、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各种文明交融创新的过程，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革一直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方式。19世纪中国与印度“停滞不前”，而美国和欧洲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快速发展，重心向西移动；1949年，中国历经百年沧桑后重新觉醒，凤凰涅槃，重心逐渐转回东方。40年来，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曲折转变，我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不足2%上升到目前约16%，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启伟大复兴的征程。

1.公元前-公元1000年：四大古国各自璀璨，唯有华夏文明源远流长

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和古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就像散落在亚非欧大陆上的珍珠，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独自形成，成为人类早期文明的源头。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初期，人类难以对自然环境要素进行改造，但古人意识到江河流域能够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生存条件，古埃及以尼罗河为依托，西亚两河流域孕育出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和恒河造就古印度文明，而古代中国文明则起源于黄河流域。在平原和河流中下游地区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又进一步进化到铁器时代，并且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图表1：公元至今世界经济重心变迁史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IMF，民创研究院

图表2：公元至今世界前五大经济体GDP占世界份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IMF，民创研究院

四大文明所创造出的文字、哲学、科学、艺术等，为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随着气候变迁，古文明赖以生存的环境受到了威胁，昔日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平原遭遇干旱的威胁，水土流失加剧并最终化为沙漠，同时叠加政治制度的瓦解、宗教冲突，以及外族入侵， 内忧外患最终使得三大文明古国消失在历史长河里。而黄河流域在青藏高原对热带高压的庇护之下，避免了沙漠化的厄运，并且在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之后，多次抵御外族的入侵，这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不断。

2.公元1000年-19世纪初：世界人口低增、经济缓慢增长，中国一枝独秀

中国历经多次朝代的更迭交替，但在历代王朝生、兴、盛、衰、亡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中国始终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在农耕铁器时代，技术更迭缓慢，农作物依赖于光合作用生长，在自然资源的约束下，农产品产能受制于土地面积和土地的单位产出，劳动生产效率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并且在气候变化、瘟疫、饥荒、战争等冲击下，全球人口数量增长缓慢、经济低速增长。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中，社会生产水平需要依靠大规模的人力和土地资源，而疆域辽阔、人口庞大就成为了中国的天然优势，经济、文化和教育水平均处于世界最前列，中国的封建王朝始终屹立于世界之巅，经济占全球比重超过30%。

图表3：公元至今世界人口增长历程

资料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3.明清故步自封和西方的积极探索，人类从河域走向海洋，东方繁荣开始让位于西方发展

15世纪，人类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郑和展开浩浩荡荡的下西洋活动，揭开世界航海史的篇章。从时间点来看，郑和下西洋比欧洲的达·伽马、麦哲伦和哥伦布的航海早半个世纪。并且在西方还未完成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在船队规模和航海次数方面均远胜欧洲。但此后的发展方向却大相径庭，明朝秉持天朝上国的理想，奉行重农抑商、扎根于封建的自然经济，下西洋只为宣扬国威和不计经济效益的朝贡贸易，最终国库枯竭造成明末的禁海令，进而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

而同期的西欧，人们从封建神学的束缚中挣脱而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快速发展。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成为这一时期世界贸易的主导力量，地中海贸易带动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且伴随新大陆的发现，殖民经济主导的贸易模式诞生，自由贸易主义应运而生。这一时期欧洲的快速发展，为此后的商业改革和工业革命奠定基础，也埋下了世界重心由东方转向西方的伏笔。

4.两次工业革命：工业时代开启，东西方文明交接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海外殖民实现资本积累，牛顿力学等近代科学的发展，一系列条件促使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18世纪中叶，以珍妮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人类的生产方式由机器替代人力，从而使得生产能力和劳动效率出现革命性变化。工业时代的开创，各项新技术出现在采矿业、运输业、机器制造业等领域，改变了人类数千年来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9世纪—20世纪初，英国雄踞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并因此成为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伴随工业革命的影响逐渐拓展，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相继走上工业化道路，19世纪末，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技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广泛应用，美国因此逐渐替代英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而由于工业化国家的商品生产大幅超过本国的需求，出口需求的扩大，也进一步演化为关税、倾销和战争。此时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日渐衰弱，成为列强争相掠夺的对象。晚清时期经济占比仍高，但延续千年的封建帝制根深蒂固，官僚阶级腐败导致“官富民穷”加剧。而从资源要素的角度来看，晚清时期人均GDP的显著回落，其原因就在于核心竞争要素已不再是土地、人口，资本推动的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世界经济的重心彻底从东方倾向西方。

图表4：公元至今人均GDP变化

资料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5：历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

资料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5.二战后全球性工业革命浪潮，新兴经济体兴起，西方国家触顶回落

二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重塑，进入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原先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工业体系以实现经济自主。与此同时，美苏争霸叠加1970年代的滞胀，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崛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份额出现此消彼长。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输出资本、产业转移，加速了新兴市场的工业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东亚地区基于其广阔的市场和资源充沛且廉价的劳动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承担了重要角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

6.百年沧桑到大国觉醒，厚积薄发造就改革开放经济奇迹

20世纪下半叶，全球经济发展中最具历史性意义的无疑是中国工业化的加速推进。新中国虽然在建国初期错过了全球性工业革命的上半场，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制度红利、技术红利的叠加释放下，中国把握住了历史性机遇，开始觉醒并奋起直追。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的工业增长和结构变化完成了先行工业化国家200多年的历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并使世界各国在此过程中共同获益。

图表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7：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二、改革开放经验总结：“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激活资源要素

是什么造就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1978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此时主要是政府依靠行政和计划手段来主导经济发展，而1978年之后，“市场取向”的改革模式逐步确立，“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志，而这两大因素直接激发了我国的生产能力，让资源自由、高效的流动，从而使得人口、资本等资源要素得以充分利用，推动我国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

1.市场化：要素自由流动，民企重获新生，劳动力往高效率部门迁移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技术、资本和劳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带来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充分激发了我国的人口红利和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被捆绑在土地上进行低效率的务农，这使得我国长期深陷在贫困状态之下。1978年底，安徽凤阳小岗村人冒着风险按下手印，实行“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率先走出“大锅饭”时代，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承包责任制与土地的转包将大量的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成倍提高，实际需要的经营农业的人口显著下降。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流动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开始持续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城市化率指标来看，1977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7.5%，2018年这一指标已经达到59.2%，人口红利和城镇化也带动了近20年来我国房地产的快速发展。

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持续完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民企的发展壮大有两大源头，一是华西村式的乡村基层政权及其集体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工厂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此后1984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成为了中国企业爆发的元年，孕育出的中关村新技术产业（联想集团）、浙江的私营企业（吉利集团）、广东的创新型企业（华为、腾讯），目前都已成为民企翘楚。历经三轮国企改革，我国的企业结构发生明显的转变，我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数量占比持续下降，民企的数量占比持续上升。

图表8：城镇化带动劳动力资源流动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9：我国劳动力从农业流向非农业

数据来源：人社部，民创研究院

截至目前，民企在我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虽然民企的发展一度面临行业准入和信贷资源倾斜等不公平待遇，但每当走到十字路口，我们都能听到高层的清晰呼唤，就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的民企座谈会上强调“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对中国的重要性，意味着我国坚定以市场化资源配置为导向，在保护我国民企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加大支持力度，使其传承并发扬壮大。未来民企和外商市场化经营的深化，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机制，提升我国经济增长效率。

2.对外开放：打通技术、资本引进渠道，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缺乏技术引进的资本与渠道，成为我国生产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1978年之后，我国逐步向“市场经济”方向转变。在对外开放举措上，我国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并持续扩容，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开展对外合作，最终在2001年成功加入WTO。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土地和汇率优势加入国际分工，以外贸盈利的形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资源要素的角度分析，对外开放一方面为我国带来了海外先进技术，同时带动外商直接投资比例的上升，而热钱的流入，帮助我国实现了资本积累，正式进入比较优势下的全球化分工新高度。

图表10：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规模持续上升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11：21世纪我国外汇储备快速攀升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三、站在岔路口的中国：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创新断层、人口老龄化+人力成本上升、信用扩张空间受限+资本收益率下降

新一轮科技周期待孕育，国内工业化占比持续下降：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其本质正是新一轮科技周期仍在孕育的过程之中，全球创新陷入停滞，生产端要素的革命性变革尚未出现，使得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有效提升。国内来看，改革开放40年，我国已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从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2019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4%。随着传统工业红利消退、制造业比重快速下滑，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劳动力成本上升，低出生率与高老龄化难题显现：目前，我国正在失去劳动力成本优势，人口数量红利已经不再，相比之下，印度和越南具备生育率较高、劳动力成本较低等特点，未来将有望承接我国的低端制造业转移。2014年我国劳动力人口首次净减少，2018年我国录得历史最低出生率，预计2022年我国进入中度老龄化，在2030年人口总量峰值后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图表12：我国工业比重逐渐下降(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13：我国人口结构性难题显现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举债模式难以为继，资本收益率下降：2008年后的十年，在我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下，投资收益率边际下降的同时，企业的债务水平持续推升，部分产能过剩领域的债务率明显偏高，投资边际收益持续递减。我国广义货币（M2）平均增速超过15%，包含表外货币的银行总负债年均增速达到17%，远超同期12%的名义GDP增速，这表明过去十年我国持续处于货币超发的状态，表外资产和影子银行持续膨胀。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等资产领域，导致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加剧，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偏高，使得资本收益率受到压制。因此从资本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我国进一步规范表外资产和影子银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体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激发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引导企业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创造转变，提高资本投资收益率。

图表14：我国宏观杠杆率处于较高水平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15：货币供给不足，信用传导待疏通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四、我国处于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的关键节点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GDP增速由80年代以来持续近30年的8%-10%，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逐步下滑至8%以下。2019年三季度，我国GDP增速录得6.0%，创1991年以来的新低，未来将会经历5%-6%左右的经济换挡期。与此同时，我国人均GDP为1.06万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人均GDP门槛约为1.25万美元，我国正处于所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虽然当下我国面临增速放缓、结构调整以及金融风险、环境污染等“成长的烦恼”，但我国只要坚定市场化的发展战略，为国民的财富积累、技术创新提供激励和保障，依照工业化顺序完成产业升级，完全构不成拉美和东南亚等诸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结构性顽疾和威胁。以史为鉴，对于我国而言，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发展历程，更具借鉴意义。

图表1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GDP同比与人均GDP变化

资料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五、以史为鉴：美国——从世界的边缘、成为年轻的领跑者；德国——几经沉浮、涅槃重生；日本——昙花一现、持续沉沦

1.美国：创新领跑技术变革，市场化资源配置，金融与经济共生共荣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6-18世纪，正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西欧各国相继入侵北美洲。18世纪中期，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十三块殖民地，殖民地的经济、文化、政治趋于成熟。18世纪末，在《独立宣言》的指引下，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式诞生。此后，资产阶级共和国体制迅速建立和巩固，为美国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华盛顿的得力助手，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主张让美国走工业化道路。为美国构建了以“五大支柱”支撑的货币金融体系，包括统一的国债市场、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银行体系、统一的铸币体系、以关税和消费税为中心的税收体系、鼓励制造业发展的金融贸易政策。在整个19世纪，美国都在全力推行建国之父汉密尔顿为其制定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这使得美国在20世纪初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并一直把持着全球经济权杖至今。

可以说，美国超越是历史必然，美国在建国后的头100年，利用自身几十倍于英国的统一市场，将欧洲的先进技术拿到美国实现商业化，并且逐渐在工业品生产规模上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中心。此后的美国经济发展史，就犹如一部高歌进取的创新创业史，开始大力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性重大技术研发，实现向原始创新的转变，从工业生产流水线到风险投资公司的大量创立；从面向成熟企业的主板资本市场到面向创业企业的纳斯达克市场；从电灯发明者爱迪生到软件帝国的缔造者比尔·盖茨等等。这些持续不断的重大发明和创新，催生了众多的新兴产业，持续提高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一方面，持续低位的利率水平，让金融持续反哺经济，另一方面，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资本市场成为了创业创新的孵化器和产业升级的助推器，从而使得美国的创新动能源源不竭。

而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也曾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罗斯福和里根两位总统分别挽救美国于险境，其中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在我国当下时点，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在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中，主张政府进行市场调节的凯恩斯主义诞生，美国在罗斯福当政的过程中，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刺激社会总需求，这有效扭转了经济衰退的局面。凯恩斯主义也因此红极一时，成为了二战后各国政府奉行的宏观调控思维。但1970年代起，需求刺激政策不再有效，通货膨胀率攀升、失业率严重，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胀并存。美国广义货币增速高达10%，商品价格大涨，房价攀升，而经济增长低迷，1960-1980年美股20年原地踏步。

图表17：1960-1980年，美股原地踏步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18：1980年代后美国利率水平持续下降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美国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核心原因在于，生产效率降低导致的经济下行和石油危机等外部冲击造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胀，而财政与货币的双宽松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失控。而美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减弱，一方面由于第三轮科技革命进入末期，对经济的推动力显著走弱。另一方面，战争对美国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刺激正逐渐消失。此外，美国城市化进程也培育出庞大的中产阶层，劳工组织保持活跃，工资涨幅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也压缩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使得资本收益率下降。

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与凯恩斯主义不同，里根执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减缓货币增长速度，通过提高银行利率等措施来控制货币供应量，收紧信贷规模，与此同时，通过减税来改善经济供给。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货币增速降至6%，货币增速的大幅下降，改变了美国楼市与股市的表现。在房价上涨明显放缓的同时，随着货币增速下降，美国的利率水平发生了大幅下降，出现了货币的价格宽松，而利率下降对股市非常有利，随着美国国债利率从10%以上降至3%以下，叠加里根两次大规模减税对企业盈利的提振，推动了美国股市的估值水平从8倍回升至20倍，并在资本市场中孕育出一批高科技企业。

2.德国：科技创新奠定崛起基石，重视实业、避免脱实向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经济基础遭受毁灭性打击，但二战后德国经济又在战败的废墟上迅速重新崛起，成为制造业强国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延续至今“德国制造”在世界市场上始终是“质量和名誉”的代名词。

二战后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长时期保持稳健增长，虽然最初得益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但更为根本性的因素是德国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创新制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个人自由、经济增长与社会安全的“共容性”社会秩序，并且通过弱化政府干预，激发市场活力。从政策调控来看，德国聚焦实体经济发展，而不是通过宽松政策刺激经济。1985年，德国和日本一样，作为贸易盈余国，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为的是干预外汇市场，进行美元贬值。协议签订后，马克升值了101.27%。但德国以稳定物价为第一目标，对宏观杠杆率、金融机构广义信贷的有序调控，并且在国内经济状况转好后合理采取紧缩货币政策，避免资产泡沫的快速膨胀，使得资产价格得到平稳过渡化解危机。

从资源要素来看，德国具备良好的人力资源和资本，并且重视科技的发展，在历经两次经济体制转型和三次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之后，迈进世界科技前端并保持在一流水准。首先，德国的经济基础设施和工业设备虽然在战争中被摧毁殆尽，高端科技人才大量流失，但长期积累的技术能力和高素质技能型劳动力仍然存在，并且拥有西门子、大众汽车、奔驰、宝马等众多技术积淀深厚的大企业。在“社会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下，只要持续投入必要的资本，就能够迅速形成科技创新力和现实生产能力。其次，德国历届政府都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早在二战时期就引入国家标准体系并发展为德国工业标准和电子设备技术标准，为二战后德国制造业复苏打下重要基础。最后，德国先进的大学教育和面向企业的职业教育“双元发展”模式，培养出大量的工程师和高级技工，推动科研成果快速实现产业化。

图表19：德国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避免脱实向虚，重视实业高质量发展

资料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3.日本：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不足，货币与财政双宽松导致资产泡沫破裂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国内的基础设施受到战争破坏和巨额的战争赔款之后，经济迅速得到了复苏。和德国类似，二战之前在科技、工业领域的发展都为战后的快速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在于经济的重建和复兴，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煤炭、钢铁”行业。从1955年开始，经济以设备投资为中心，进入了高速的增长，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兴建公共事业）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和提高间接金融方式的比重）。1955-1973年，日本实现了年均8.8%的经济高速增长，1973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1434美元，为同期美国的68.5%。但在迈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之后，“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的冲击使得日本经济增长逐渐停滞，并最终陷入“失落的三十年”。

图表20：日本迈进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后，在1990年代陷入“失落的三十年”

资料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对日本影响深重，在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汇率急升，净出口持续下滑，同时，股市、楼市迅猛上涨，但实体经济则发展缓慢，经济泡沫化严重。日本在金融自由化思路下经历了快速的宏观加杠杆，社会债务率扩张不仅促成了资产价格泡沫，还导致经济面临通缩压力。为提振内需，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日本央行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先后5次下调利率以防止通缩风险，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使日本股市和房价大涨。然而，1989-1990年日本央行又在两年内将利率由2%提高至4.25%，资产泡沫瞬间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困境。从日、德两国金融调控结果来看，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严格控制宏观杠杆率及物价水平，才能让经济在困境中持续保持向好的发展动力。

六、我国经济转型新常态：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大开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与新需求匹配，制造业投资结构优化：伴随新需求兴起，将带动制造业升级（传统投资回落、高端投资加速）和新兴服务业兴起（大健康、网购、文旅、泛娱乐等），生产与消费平衡，经济新动能持续孕育，经济驱动力将进一步由投资转向消费。

图表21：投资向消费驱动转换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人口“数量红利”转向“质量红利”：廉价劳动力比重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二次城镇化加速，非农人口户籍上升，工程师红利（教育、科研）释放，满足产业升级对人才的需求。未来我国需要进一步提升技术型劳动力水平，增强“人口质量”红利。

图表22：服务业贡献率持续上升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23：我国劳动力结构转换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24：农业户籍人口下滑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以开放促改革，吸引资本重新流入中国：全球创新的停滞引发了全世界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担忧，而我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并不仅仅源自创新的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仍在持续推进，未来降低关税、扩大自贸区等举措的逐步落地，将进一步改善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资产荒”的背景下，吸引资本重新流入我国。

研发创新提升资本收益率：2018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18%，接近2.5%的“黄金拐点”，正在向创新型国家行列迈进。未来随着研发支出的增加，我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的深耕，及对高新技术领域的进一步进取，我国将从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地产、基建产业链），逐渐转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新经济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

图表25：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接近2.5%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

图表26：新兴制造业触底回升

数据来源：Wind、民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