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虚拟资本理论指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伴随着近代银行制度的出现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信用工具和支付手段，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指出：“生息资本的形成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和现实的利息相对立。” 这个资本的价格是以它的预期收入为基础的，即它的价格实际取决于未来能带来多少收益，虚拟资本在这里实质上是收入的资本化。因此，依据这样一种收入资本化的定价原则，包括股票、债券等在内的各种有价证券以及后来逐渐发展出来的金融期货、金融期权等大量的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虚拟资本。而当这些金融工具的持有和交易活动开始在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中不断普及和日益频繁时，对社会资金配置、收入分配、宏观经济稳定等产生重要影响，即形成虚拟经济活动。
资本资产的一般定价原则是未来预期收益的贴现，那么这个贴现率的确定，以及未来预期收入流的确定和来源就是关键。金融产品的价格最终要靠基础资产的收益来支持。尽管各种定价模型中贴现率的确定已经包含了对各种风险的考虑，但是实际上并不能涵盖系统性风险，并且未来预期收入流可能并不是来自安全稳定的真实收入，而是后续市场的资金注入。在金融自由化推动下的金融创新，最初的一些产品主要以规避风险为主，但是随着全球金融机构竞争的加剧，迫使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更愿意为高利润而承担高风险，这就推动了高杠杆交易的衍生产品和市场发展；同时，出现了保险机构为这些高风险产品提供所谓保险支持。这就是2000年代以来CDS、CDO等衍生产品出现的过程。在次贷危机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通过混业经营方式联系起来，一起参与到虚拟经济活动中来，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资产—负债链条，这种确实能产生真实收入的资产链条是建立在虚拟资本价格上的。而保险机制（例如AIG）“真实”地提高了虚拟资本的信用等级，希望能够保护这个链条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将系统性风险掩盖起来。而缺乏监管的信用评级机构似乎掌握着“水晶球”，具备准确预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风险的能力，现代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使得投资者们对信息高度关注，投资者们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能力确信无疑。(www.xing528.com)
2. 金融创新的转变与去杠杆的系统性风险
20世纪80年代末金融创新的目的由规避风险，越来越转变为追求利润，导致杠杆率放大。美欧各国金融自由化发展的主要表现是银行的信贷条件放宽，银行间的竞争加剧，利率实现市场化，资产出现证券化发展趋势，加剧了银行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1999年美国政府颁布了《金融现代化法》，标志着金融自由化发展到了顶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发展使去杠杆化的金融系统性风险增大。金融衍生工具是20世纪80年代金融创新的核心，金融衍生工具兼具套期保值的避险功能，又具有赚取高风险、高利润的投机功能。金融衍生产品加以创新的表外性和隐蔽性，使金融机构会计报表的真实性、透明度和准确性下降。信息不对称造成检测与预警有效性大大降低，投资者无法从财务报表中获取相关信息，无法甄别潜在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增加了监管难度。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创新打开了金融风险跨国传导的渠道，大大增加了防范和管理金融风险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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