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货币关系和国际金融秩序再次陷入了混乱与动荡的局面，许多专家、学者、政治家提出了不同方案来构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恢复金本位、恢复“黄金—美元”本位、构建最优货币区等，但是均未获得实质性突破。针对黄金非货币化以后国际货币体系各种事态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1972年7月组建了“二十国委员会”来负责具体拟定有关改革货币体系的方案。1974年9月，“二十国集团”提出了关于改进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确定主要储备资产以及实行稳定可调整汇率制度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纲》，并随之宣布自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76年1月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举行会议并修订条款，经过激烈竞争与反复磋商，达成了《牙买加协定》，形成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称为“牙买加体系”。由于该体系缺乏国际货币体系的三大支柱——本位货币及其约束机制、统一的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因此又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1.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背景

1972年7月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有关问题委员会”，以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负责改革，重建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该委员会由“十国集团”成员国和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摩洛哥、墨西哥和扎伊尔等9个发展中国家组成，因此也称为“二十国委员会”。

通过调查研究、意见汇总、协作磋商后，“二十国集团”于1974年9月发表《改革大纲》，认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汇率制度必须要稳定，而且要以可调节的评价为基础，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需要进一步扩大，而不能像以往那样只有其他国家在负责调节的责任，美国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在储备货币的选择上，体现各国平等、职责对称，提升SDR国际储备地位，使其成为主要国际储备。加强国际资本的全球合作，促进国际资本和实际资源流入发展中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在汇率制度方面，各国分歧比较大，有的主张固定汇率，有的主张稳定且可以调整的汇率。由于争论比较激烈，“二十国集团”并没有对汇率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只是主张固定可调的平价。同时，它们表示任何国家无论是出现盈余还是赤字，都要迅速地对评价作出合理的修改，并且报IMF同意，也就是说只有当IMF认为固定汇率已经不符合当时的经济环境时才允许进行相应的浮动。IMF规定，汇率平价必须要用SDR进行，即其汇率只能在SDR汇率的上下进行2.25%的波动。因此，“二十国集团”并没有在汇率问题上作出本质性改革，也没有对汇率制度的安排进行详细的规定。在改进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方面，“二十国集团”指出，不同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差别较大，因此改善顺差国和逆差国在国际收支调节方面不对称的最好办法就是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对此，美国提出了“正常货币水平”的想法，规定了储备货币数量的限度，指出任何国家的储备货币低于该限度的最低值或者超出该限度的最高值，必须对本国的国际收支进行纠正。同时，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要改变货币多样化的格局。

对此，“二十国集团”将SDR进一步发展成主要储备货币，并采用新的方法，以各国货币来确定SDR的价值。但是，SDR毕竟是一种虚构的储备资产，很难被各国都用来作为国际储备。在黄金的官价是否应该与市场价格一致等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只是取消官价、允许各国央行按照市场时价对黄金进行自由买卖，此时黄金已经完全成为了普通的商品。

在《改革大纲》公布之后，“二十国集团”随之宣布解散，其工作由即将成立的专门负责国际货币制度问题的“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接替。

由于各成员国利益的严重冲突和地位的巨大差异，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想从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支配地位或者某些方面利益的时候，“二十国集团”只能选择磋商和妥协的办法来缓减紧张局势，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重建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1974年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整个改革彻底失败。

“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也是由20个国家（包括IMF份额最多的5个国家在内的14个工业化国家和6个发展中国家）的部长代表组成的咨询机构，专门负责国际货币制度问题的研究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1976年1月，“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举行会议，探讨修订《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相关条款，主要集中在扩大和重新分配份额、处理黄金官价和IMF的库存黄金以及修改IMF有关汇率的规则等三个方面。关于黄金和汇率制度的安排是整个会议期间争论最多、改革困难最大的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很多工业化国家认为除了金平价以外，各成员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汇率制度，但是法国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坚持主张以固定平价为目标的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各国份额的25%的黄金占比的规定以及对各国央行在黄金买卖方面的规定严重阻碍了该会议的第一个重大目标——扩大和重新分配份额的进展。各国经过多次磋商，最终达成了并签署了共同协议——《牙买加协议》。

《牙买加协议》主要涉及修订份额、黄金问题、汇率制度、储备资产和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融通问题，但其中的核心还是黄金和汇率制度。该协议首先规定增加成员国基金份额。新增加分配的份额不得超过总数的33.5%，增加后的份额分配使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出的资金增加了一倍，达到全部成员国出资总额的10%。成员国的基金份额从原来的292亿美元SDRs增加至390亿美元SDRs，增幅达33.6%。在重新修订后的份额中，发达国家的投票权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减少了。此协议提出了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改革，承认浮动汇率制度，允许各国自行选择汇率制度，开创了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并存的时代，但是各国货币汇率政策仍然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格监督和共同协调。协议正式废除黄金条款，取消黄金官价，允许成员国中央银行按市价自由地进行黄金交易，取消成员国相互之间以及成员国与IMF之间须用黄金清算债权债务的规定。这拉开了“黄金非货币化”的序幕，黄金因此与货币完全脱钩，成为了纯粹的商品。协议还积极提倡加强SDR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扩大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适用范围，最终将其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将美元本位改为SDR本位，并且适时修订特别提款权的有关条款。

同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二次修正案》。1978年4月1日经修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获得法定的60%以上的会员国和80%以上多数票的通过，从而正式生效，将国际货币体系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该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的新体系，人们将其称之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又由于它是在《牙买加协议》框架下建立的新体系，因此也被称为“牙买加体系”。

2.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征与运行机制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已经不再以黄金为基础，而且美元的地位相对于以前已经在逐渐下降，但是美国仍然是第一经济强国，美元依旧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因此，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多种储备货币制度，是混和汇率制度、多种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并存的国际货币体系。

虽然《牙买加协议》提升了SDR的国际储备地位，增强其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但是SDR创设条件的先天性缺陷无法与大国货币进行博弈，最终也未能够代替美元国际储备的主导地位。根据《国际金融统计年鉴》（Internan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数据计算可得，SDRs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由1971年的4.5%下降到1977年的2.8%，在1982年增加到4.8%，之后基本保持不变（参见表3-2）。

此时的美元仍然是国际间最主要的计价单位、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手段。世界上绝大分国家的GDP、各种产品和商品、黄金价格、进出口总额、外汇储备等指标都是以美元计价。用美元结算的进出口贸易大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3，国际金融市场的绝大部分外汇都是以美元进行交易。美元依旧是外汇储备中的主导货币，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5%左右，远远高于SDRs、英镑、西德马克和日元（参见表3-2）。同时，美元还是国家贷款和国际债券市场上最主要的资产。

表3-2　1971～1990年各主要储备货币在国际储备中份额　（单位：%）(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1965～1975年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3年；1977～1990年数据来源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报》（1978～1991年）。

虽然该体系不是以黄金作为基础，而且《牙买加协议》明确提出“黄金非货币化”，废除黄金官价、降低黄金的货币作用。但是，这并没有彻底消除黄金的货币作用。黄金仍然是国际储备中的主要储备资产，充当着国际清偿手段，用以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由于该体系将汇率浮动合法化，导致浮动汇率被普遍实施，引发汇率经常出现剧烈波动，使得一国货币很难被保值。相比之下，黄金的价值却呈现出比较不稳定的态势，被很多国家选为保值的手段。

随着西欧（尤其是西德）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西德马克和日元在国际贸易与外汇交易中被广泛使用，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比分别由1977年的8.2%和1.2%上升到1990年的19.7%和9.1%，而同期的美元国际储备占比却由79.4%下降到56.4%（参见表3-2）。

虽然西欧、日本等国经济的不断强大对美元构成了强劲的竞争，以及这些国家不断削弱美元霸权地位的措施，阻止美国对外提供美元、输出通货膨胀来解决美国国际收支逆差问题。但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实力是任何国家无法动摇和替代的，美元依旧是主导货币，占有国际储备的绝大部分份额，西德马克和日元只是美国美元补充性的国际储备货币。

《牙买加协定》将浮动汇率合法化，允许成员国自行安排汇率，同意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存，将国际货币体系带入了联合浮动汇率制度的时代。但是，各国中央银行仍然有权对汇率进行随时干预，使汇率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此时的汇率制度主要有钉住美元、钉住法国法郎、钉住其他某一货币、钉住特别提款权（SDR）、钉住其他一揽子货币、管理浮动、独立浮动、联合浮动、对一种货币有限浮动和按一组指标调整。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和瑞士实行的是独立浮动汇率制度，多数工业化国家选择了不同形式的浮动汇率制度，发展中国家主要选择钉住美元、法国法郎等钉住某一货币的汇率制度，欧共体部分成员国实行的是联合浮动汇率制度。根据IMF的统计显示， 186个成员国在2001年底实行了8种汇率安排，分别是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42个国家）、单独浮动（41个国家）、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40个国家）、其他传统的固定钉住制（40个国家）、货币局制度（8个国家）、爬行带内浮动（6个国家）、水平调整的钉住（5个国家）、爬行钉住（4个国家）。这显示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制度比较灵活、非常复杂。

该体系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主要表现在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金融市场的调节、国际金融机构的调节以及外汇储备的调节，其中最主要的调节方式还是汇率调节。处于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外汇增加，其货币汇率随之上升，出口受抑制、进口就膨胀，国际收支很快恢复均衡；反之，汇率下跌，进口受抑制、出口就膨胀，国际收支也恢复平衡。但是，这种调节只适用于经常项目的调整，而对金融与资本项目不起作用，甚至会在国际游资的冲击下会起到反作用。对此，需要将利率调节、国际金融市场调节等方式加以辅助使用。

当一个国家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比较稳定的水平时，其名义利率水平的提高或者降低将会引发资金的流入和流出，从而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目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市场在调节国际收支问题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国际收支逆差国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当国际收支出现逆差的时候，可以将顺差获得的资金输送到国际金融市场，以缓减顺差引发的国内流动性膨胀等问题。当然，国际资本的流入与流出可能会引来国际游资的冲击，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所发放的各种贷款（如石油贷款、信托基金、中期贷款等）帮助很多处于国际收支逆差状态的国家摆脱困境，而且监督、协调了大量国家的调节政策，使顺差国和逆差国能够进行对称性调节，共同承担相应的义务。对于国际收支逆差较小的国家，可以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来调节，但是长期调节或者一次性的巨额调整将会导致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

3. 对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述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吸取了以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先天缺陷和破灭的教训，解决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际金融市场，维护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一，以美元为主导，马克、日元、SDR等为补充的国际储备，摆脱了其他国家货币依附于基准货币的弊端。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使得国际清算与支付手段不再依靠美国是否对外提供美元。在该体系下，即使美元储备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或者出现美元贬值预期，也不会引发抛售美元、购入黄金的狂潮，导致发生美元危机，冲击国际货币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两难”问题，维护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第二，混合汇率制度的安排使得各国可以按照自己的经济状况选择汇率制度，及时准确地反映世界经济的变化，加大了各国经济之间的协调性，增强了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各主要储备货币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变化自发地对汇率进行调整，及时灵敏地反映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形式的变化，保证了各国币值的真实状况，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在混合汇率制度下，各国可以充分考虑国内外经济条件，自主选择适合本国经济状况的汇率制度，可以较好地应对境外宏观经济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保证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促进本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由于浮动汇率的合法化，各国无需向以往那样为了维护固定汇率而储备大量外汇和黄金，因此更多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发展本国经济。

第三，以汇率调节为主，利率、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市场、 国际储备等作为补充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前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失灵的困境。在各国经济状况差异悬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根据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和自身经济的特点与发展目标，选择相应的调节方式。这减少了以前单一调节方式的代价，解决了以往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失灵的困境，促进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虽然该体系为多元化的世界经济提供了比较灵活的机制，相对稳定的环境，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作为“无体系的体系”，它也有着先天性的缺陷，而且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些缺陷越来越严重。

首先，该体系以美元为本位，储备货币是以美元为主，马克、日元、SDR等为辅的信用货币。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本身缺乏统一稳定的货币标准，从建立之初就存在很大的不稳定性，而且这些国际储备完全建立在人们对这些货币有信心的基础上，尤其是对美元的信心，导致其根基更加不稳定。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下降，以及80年代以来长期持续的大规模逆差导致美元币值一路下滑，美元信心明显下降，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巨大冲突和矛盾的严重激化。对此，各国纷纷调整政策，导致汇率波动更加频繁、更加剧烈，汇率市场混乱动荡，货币危机、金融危机频频爆发。由于货币地位的不对称，以美元为首的国际储备货币不断地对外发行换回实物资源，发展中国家因为出口贸易大量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导致全球经济长期处于失衡状态。

其次，混合汇率制度加大了汇率制度的复杂性，加剧了汇率市场的不稳定性。作为最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和两大辅助储备马克与日元之间的汇率关系构成了该体系下汇率关系的基础。但是，这三者之间的汇率却频频波动，愈演愈烈。在20世纪80年代，美元汇率在前五年与后五年分别下降与上升了60%左右，日元和德国马克分别升值60%和20%左右，给国际外汇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波动，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投机活动，严重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平衡。因为汇率的波动一方面影响贸易进口国和出口国的进口与出口状况，也影响双方的成本与利润核算；另一方面会使国际借贷的某一方（债务方或者债权方）蒙受实际资产的损失，引发债务危机。而且，利率的波动容易引发通货膨胀问题，对一些防范与调控能力比较差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致命的打击，会引发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

最后，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健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也未能自主独立。多种手段共同对国际收支进行调整，但是每种手段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汇率调节受到出口商品弹性的限制、利率调节对通货膨膨胀的影响、国际借贷加剧借债国的债务积累引发债务危机等。虽然《牙买加协议》规定国际收支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承担，对称性地对国际收支进行调节，但是却没有一个法定的强制性机构对此进行监督和引导。因此，自1973年以来，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越来越严重，顺差国主要集中在新兴市场国家和石油出口国，其外汇储备积累越来越大，而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的逆差越来越严重，加剧了国际金融关系和全球经济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