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同意本轮金融危机确实暴露了全球经济金融存在严重失衡,也确实存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低成本出口供给,而美欧发达国家低储蓄、高消费的表象。但是,国内多数学者认为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美欧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失衡和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严重失衡。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是直接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种货币体系导致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戴相龙(2009)、余永定(2008)、刘骏民(2008)、李扬(2009)、“社科院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9)、黄梅波和熊爱宗等学者都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失衡是造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余永定、刘骏民和李扬等学者又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失衡与美国产业结构失衡,以及与美国同全球其他国家间产业失衡、贸易失衡存在的紧密联系,并认为这种错综复杂的联系是造成金融危机形成、爆发和蔓延的核心深层问题。
这些学者都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间产业转移出现的重大变化: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分工不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垂直分工,而且还表现为多层次的混合分工;第二,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间产业转移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国际间产业转移由整体产业的梯度转移演变为跨国公司的某一产业链环节或工序的价值链梯度转移。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表现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发达国家却表现为“去工业化”的过程。刘骏民、李宝伟、张云(2008)从虚拟经济视角,更强调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失衡,并深入阐述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失衡与美国经济失衡和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问题。实际上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及其占GDP比例上升表现出外部不平衡,与我国近年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超常增长表现的外部不平衡,在相当程度上具有镜像关系。刘骏民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根源不在于人民币的汇率,而是美国国内长期的赤字财政和经济的去工业化,以及美国金融业过度鼓励消费贷款等靠金融杠杆拉动总需求的政策所致。从统计数据看,美国自1982年后就开始了长达26年的持续经常项目逆差,在80年代中期其经常项目逆差已经维持在118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了,随后,其规模不断扩大,而中国出口迅速增加是90年代末的事情,美国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是别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而是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前提下,通过其赤字财政和鼓励借贷消费的政策所致。当代严重的贸易失衡是发达国家政府推动的结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完全是超经济力量所致,因此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本身就不是市场力量自发产生的。
第一,非市场力量长期侵入市场均衡机制,导致其自动机制效率扭曲出现长期失衡状况。美国的强势美元和赤字财政的政策,以及鼓励借贷消费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第二,市场本身的确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出现非均衡的发展趋势,失衡是市场机制变化造成的,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和杠杆化,造成了“去工业化趋势”,市场中投机活动正在从“消除波动、发现价格”向“扭曲价格、制造经济波动”转化。这种市场内部因素的变化,并没有破坏市场自动的均衡机制,它却可以在时间上延长均衡机制起作用的时间。所以,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还是长期鼓励财政赤字和长期刺激消费的政策。美国的市场经济失衡,其中政府和垄断造成了超市场力量介入,市场投机力量则在一定程度上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产业结构失衡和贸易失衡本来是美国自己的失衡,当它发展壮大之后,开始影响世界所有与美元相关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的反应就是建立出口导向模式和积极扩大出口,产生的副产品就是积累了大量美元金融资产。美国超经济力量的长期过度介入,导致经常项目长期逆差,而市场力量则从外部纠正了美国超经济力量导致的失衡,美国不断消费着来自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各种产品与资源,中国和其他为美国提供产品与资源的国家却不断积累着风险越来越大的美元金融资产。
美国经济形成两个循环机制:一个是借新债还老债以维持长期的财政赤字;另一个是一方面用美元现金购买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品、资源和劳务,另一方面再向持有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出售债券等金融资产以便收回美元现金,也就是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和金融项目顺差的保持。在国际关系上,只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仍然巩固,用美元购买其他国家的产品、资源和劳务就可以继续,只要美国用来“回流”美元现金的各种金融资产还被国际上广泛接受,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美元现金,再通过出售债券和金融资产使得美元流回的循环就可以持续。长期这样做的结果是:第一,导致美国去工业化的进程不断深化;第二,这将引起经济高度杠杆化,在将各类收入流资本化的同时,也将金融杠杆泛化到各个领域,导致各种投机活动盛行,并使得风险遍布于经济的各个领域,经济会越来越脆弱;第三,经常项目逆差导致的美元国际循环不断累积着美元和其他美元金融资产,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着流动性膨胀和经济的虚拟化,并为国际投机活动的盛行创造条件,这将使得世界越来越动荡不安。(www.xing528.com)
李扬(2009)同样强调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心国家对于全球分工格局和经济增长模式的主导。一方面美国作为中心国家,利用国际货币发行国的独特地位,通过采购、直接投资和产业链整合等手段,将许多产品或某些生产环节转移到外围国家,从而提升国内生产效率,并降低美国的消费成本。另一方面,作为储蓄净输出国的中国,国内持续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加上年轻人口结构和收入结构使得高储蓄率得以维持。并且中国需要通过储蓄净输出换取外部信用支持,这就为美元信用的输出提供了吸纳地,使美国主导的经济格局得以实现。全球经济失衡同时也是全球化加深的过程。作为中心国家,美国依托消费拉动增长的模式高度依赖金融体系的支撑,而风险控制环节的缺失非常容易引起系统性风险。
陈雨露、马勇(2009)基于历次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受到金融领域冲击的研究,回顾了在目前这种国际货币金融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为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金融压抑问题,推行金融自由化要从本国实际出发。防止在金融市场加速开放过程中,造成宏观金融市场风险失控,保持国家控制力,提高危机金融稳定和保证经济安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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