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的高增长总体上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低成本竞争和市场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并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和产业成长。这种高增长是在周期性经济波动中实现的。2008年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下滑态势，是这种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又一次反映。在高增长的同时，不仅累积了一系列问题，而且面临着一系列新变化。支撑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在逐渐消失，而制约因素在不断生成和强化。
1．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2006年中国用世界消费总量15%的标准煤、30%的钢、54%的水泥，创造的GDP不足全球的6%。中国的能源缺口已经从1992年的1914万吨标准煤上升到2007年的4.63亿吨标准煤，对能源进口的依赖度相应地从1.75%上升到17.47%。其中，对石油和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度已经分别达到50%和60%。粗放型增长不仅造成能源和资源压力，而且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目前，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世界第二。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环境成本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15%。在人均自然资源占有率偏低和粗放型增长的交互作用下，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日益显现。应当指出，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来源于增长方式而不是增长速度，因为判断增长速度是否过快应依照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对比。在就业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下难以得出增长速度过快的结论，10%以上的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增长可能就不会被认为过快了。
2．生产供应能力强与价值创造能力弱并存，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作为“世界工厂”，中国目前有17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774种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然而，低技术含量和低创新能力必然导致低附加价值。中国的R&D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35%，而创新型国家在2%以上。在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和日本占86%。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为39%，而创新型国家在70%以上。中国对引进技术的依存度为54%，其中70%的数控机床、80%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依赖进口，而创新型国家在30%以下。创新型国家拥有的发明专利总数占世界的99%。仅占全球人口15%的富国几乎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获得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的98%。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所承担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中的劳动密集环节，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并缺乏自主品牌。目前，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近60%，其中具有自主品牌的机电产品不足10%。即便如此，中国在低端制造领域仍然受到来自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
3．不利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结构。比较1978～2008年中国实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率（参见表2），可以发现1979～1998年实际GDP平均增长9.9%，实际工资平均增长4.4%，两者相差5.5个百分点。直至1999年的工资改革之后，这一趋势才得以扭转。[6]即便如此，1979～2008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率仍低于GDP平均增长率2.6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低于GDP平均增长率2.82和5.1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大部分来自劳动收入，反映劳动收入的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处于下降态势，从1980年的17%下降到2008年的11.2%（参见图7）。
表2 中国实际GDP和居民收入增长率（%）
数据来源：《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http：//www.customs.gov.cn。
图7 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
数据来源：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反复。主要以低成本要素投入为支撑的粗放型增长必然引发过度投资，进而形成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交替循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由14.2%下降到7.6%的波动，已经反映出上述逻辑过程。始于2000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反映出，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和扭曲的要素价格，不仅产生了过度投资，而且过度投资不断向重化工业集中（参见图8）。
图8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的循环
图8反映了由过度投资引发通货紧缩的传导机制。过度投资引起通货膨胀，需要从投资结构的角度来理解。投资可以分为长周期投资（如重化工业投资、房地产业投资等）和短周期投资（如一般消费品投资）。长周期投资在形成供给之前，一方面增加货币需求，使利率上升；另一方面吸收投资品和消费品，推动投资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并拉动短周期投资。短周期投资同样增加货币需求，推动利率上升。可见，过度的长周期投资对短周期投资的拉动，是形成过度投资的关键，进而引起过度需求和通货膨胀。
由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需要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理解。当长周期投资形成供给时，由于利率上升（资本成本增加）和投入品价格上涨，其产品价格必然提高。如果在生产扩大的同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应扩大，那么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相反，如果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产生，则高增长将难以为继或经济将出现衰退。通货膨胀必然引发宏观调控通过紧缩货币来抑制需求，这样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供给就产生了，并进一步强化了增长速度的下降或经济衰退。
中国的体制转轨客观上已经给居民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这包括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诸多方面。居民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缩减当前消费和增加储蓄。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而且收入差距拉大。衡量个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此后一直保持在0.4以上，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未得到有效抑制（参见图9）。这样，消费需求不足已不可避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狭小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
图9 中国的基尼系数（2003～2012年）(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5．实体经济承受着不利的外部冲击[7]。中国依靠出口的增长来支撑投资的增长和产业成长，对海外市场、技术和资本（其背后是技术和营销网络）依赖的增强，不仅可能固化中国产业体系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而且必然使整个经济暴露在全球经济周期的影响之下，承受着不利的外部冲击（参见图10）。从2008年11月，当月出口同比由升转降，2008年11月和12月分别下降2.2%和2.8%，2009年下降16%。更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进口继2008年11月和12月分别下降18.0%和21.3%之后，2009年下降11.2%，这对于中国处于组装加工环节的国际分工地位而言，是出口深度下滑的反映。 根据商务部在《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外资企业引进技术在中国引进技术总额中约占50%，外资企业出口约占中国全部出口的60%，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8%是外资企业实现的。2008年10月～2009年7月连续10个月，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下降（参见图11）。即使没有出现国际资本大规模外流，本轮危机通过FDI而产生的不利冲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图10 进出口同比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
图11 FDI同比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http：//www.mofcon.gov.cn。
2008年1季度至2009年1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0.6%、10.1%、9.0%、6.8%和6.1%，增速下滑明显（参见图12）。2009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下降1.6%，连续第10个月下降，为六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PPI）从2008年12月开始，先于CPI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的状况持续12个月之久（参见图13）。可见，在全球性衰退中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
图12 季度GDP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customs.gov.cn。
图13 月度CPI和PPI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www.customs.gov.cn。
从2000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一方面尚未从根本上摆脱粗放型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尚未从根本上摆脱不利于劳动力的收入分配结构。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持续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必然通过经济波动反映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形成了不利的外部冲击，这只是构成了诱发和加深中国经济下滑的外部条件。中国经济下滑是自身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反映，而不利的外部冲击只是诱发性因素并加深了下滑走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