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虚拟化促进国际产业转移

国际金融危机是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强制平衡，而美国经济全面转型是导致全球失衡的首要前提。20世纪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经济开始发生转型。至8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了两个根本性变化，由此走上了新式发展道路，并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

其一，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参见图1），“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成为其发展模式的鲜明特征。1980～2008年，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0%降为28%（其中的制造业由20%降为11%），传统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在24%～26%之间，虚拟经济部门增加值的比重则由22%升至33%^[2]。

图1　美国各产业的GDP占比（%）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http：//www.bea.gov/index.htm。

其二，美国的国际收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参见表1）。与1960～1982年相比，1983年以来经常项目由顺差转为逆差，这意味着美国由“世界工厂”变为全球“净消费者”。同时，资本项目由逆差转为顺差，境外美元资产膨胀。“去工业化”、经济虚拟化与贸易失衡、境外美元资产膨胀，是美国经济转型的统一过程。

表1　1960～2010年美国国际收支（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http：//www.bea.gov/index.htm。

与美国“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相伴随的是“就业创造”与“GDP创造”的背离。2009年，虚拟经济部门、实体经济部门和传统服务业的GDP创造均值依次为19.29万美元/人、13.74万美元/人和6.11万美元/人。可见，虚拟经济部门的GDP创造能力明显高于实体经济部门和传统服务业。进一步，对比2009年不同产业部门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可以发现：（1）虚拟经济部门的GDP贡献率最高，而就业贡献率最低，分别为33.58%和17.94%；（2）传统服务业的GDP贡献率最低，而就业贡献率最高，分别为25.94%和43.72%；（3）实体经济部门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依然大体相当，分别为26.87%和20.15%，但是已远低于1950年51.09%和47.78%的水平（参见图2）。

图2　美国不同产业的就业贡献度（%）

注：就业人数是指该行业全职工作人员（Full-time equivalent employees）与兼职工作人员（Part-time equivalent employees）的总和。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务部相关数据整理。

可见，实体经济虽然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了就业增加，然而一方面“去工业化”已大大削弱了美国实体经济的GDP创造能力（即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而其就业创造能力随之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本身的“智能化”、“数字化”使其就业创造能力下降。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并实现复苏，然而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参见图3）。其症结在于“就业创造”与“GDP创造”的背离。若要增加就业，则须扩大对传统服务业的投资，然而与虚拟经济部门相比它并不具有吸引力。对于虚拟经济主导下的美国经济，“奥肯定律”已然失效，凯恩斯主义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时期的大危机，但难以解释当代的“无就业复苏”。

图3　美国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组织（http：//laborsta.ilo.org）和美国商务部（http：//www.bea.gov）。(www.xing528.com)

发达国家的经济虚拟化与其产业的国际转移，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加入国际大循环，开始再次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一轮全球化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居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居于“外围”（参见图4）。

图4　“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格局

1．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和产业链整合，将产业链中的低端部分转移到“外围国家”^[3]；中国凭借自身的组合优势，包括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规模大且快速成长的市场，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不仅如此，随着“外围国家”学习能力的增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也逐步升级，即由低端走向中高端。因此，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产业越来越多，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线越来越长，而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高端产品线越来越短。

2．美国依靠流动性扩张刺激消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依靠出口消化产能。美国通过贸易赤字获得商品，同时输出美元；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贸易盈余，成为美元的吸纳地。该循环的实质是发达国家用高端产品同发展中国家交换低端产品，同时通过有利的国际贸易规则和货币金融体系，最大限度地从这种交换中获取福利。

3．高储蓄率的贸易顺差国（特别是中国），需要将外汇储备转换为美元资产，从而美元回流；美国依靠虚拟资产吸收境外美元，从而经济虚拟化，并进一步支撑了其流动性扩张。

可见，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相互间形成了“路径依赖”。美国通过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向外输出美元，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美国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不断扩大的国内储蓄与投资间的缺口，是其私人与政府低储蓄和透支未来的结果。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美国，实质上是为美国的贸易赤字融资，美国则是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融资来维持投资和消费水平。

“主导”与“挤压”是理解当代“中心—外围”的关键。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心国家”主导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增长模式，“外围国家”生产什么、产品卖到哪里去这些带有根本性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心国家”主导的。另一方面，“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形成挤压，在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或产业环节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产业链须向高端拉伸或培育出新兴产业，然而即使信息技术革命都难以让美国用高端产品交换所需的低端产品。因此，必然依靠虚拟资产吸收境外美元，从而导致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