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毅臻对武当武术进行了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将武当山的武术活动划分为武当民间武术、武当军事武术、武当道教武术,并分别对其进行了简要阐述,现将相关研究成果转述如下。
(一)武当民间武术(武当山武术)
武当民间武术也称为武当山武术。由于古时武当山部落、诸侯国小而多,军、民之间很难确切区分,战时为军,闲时为民,所以民间武术发展与军事战争应是同时发展起来的。
战争的需要,促使某些生产工具和劳动技能转变分化为战争武器和搏击技能,而且还促使了各部落事先对战斗人员进行必要的身体和搏击技能的训练。据史料记载,武当山地区最早的部落战争,是尧、舜、禹在丹水征伐武当山最早的土著居民有苗(三苗)部落的战争。古籍记载:“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韩非子》记载:“有苗不服……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禹在武当山征伐有苗的战争中,创编了一套能传授搏击技能的武舞——“干戚舞”,即舞者手持弓、戈、矢、矛等兵器,表演各种击刺动作,进行战斗的演习操练,以熟悉战斗中的击刺和群体组合的原始舞蹈。原始武舞(战舞)的武术功能作用应运而生了。禹部落通过武舞这种形式震慑了对手,最终才将有苗降服。“干戚舞”具有教育传授的功能,有学习、训练等形式,已经成了人们的一种有目的、有意识、有组织、有运动技巧和方法、具有搏击风格的运动形式,构成了武术套路中徒手与器械动作的雏形。因而《中国武术史》《中国武术百科全书》《武术》教材等重要的武术资料都把禹伐三苗之战的“干戚舞”看作是中国早期武术活动的开端。因而,我们也把“干戚舞”的出现看作是武当民间武术(即武当山武术)诞生的标志。
武当民间武术活动随部落、诸侯战争的需要而产生,因在氏族成员中的武术活动的普及而普及,借农民起义战争队伍人员提高搏杀技能的需要而发展。《中国军事通史》中的许多史料都记录了武当山地区的麇、彭、庸、绞、卢、蜀等部族方国参加助周灭商战争,“群蛮叛楚”“楚会秦人,巴人伐庸”的战争,武当山秦、楚相争的战争,东汉末年黄巾军在武当山的活动,明朝荆襄流民刘通和明清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在武当山的转战等,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当山地区在各个时代都历经了战火。战争孕育了武当山武术(武当民间武术)活动,民间武术是武当武术的土壤和基础。战争促使武当山武术活动经久不衰。武当山民间人士十分喜好武术,民间一直流传着以军武为主的武术活动。
(二)武当军事武术
武当军事武术是指春秋战国至明代,驻守武当山的军事部队使用的搏击技能。据考证,“武当”一词出现在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带及附近发生的战争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大事件就有二十多起。楚在占领了武当山之后,为了自身的安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武当山设防,以勇武之士抵挡巴国、秦国谋楚,由此引出“武当”之名(武当者,武力阻挡也。以事名山,即为武当山)。“武当”因军事战争而得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攻战搏击的军事武术在武当山的存在以及对整个武当武术活动的影响。
由于武当地区“东达齐豫,南通巴蜀,北抵三秦,舟车可至,实为八方之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平寰宇记》说:武当县有“古寨山,在今县北,战国时楚筑以备秦,今城所据之”,楚国为了与秦相抗衡,不仅在武当山境内修建了长达180余千米的楚长城,而且还派重兵把守防御。
秦始皇、汉高祖刘邦等假借移民、宗室迁徙流放之名,将武当山地区的房陵(房县)、均州(丹江口市)定为流放之地,又以保护移民、宗室安全为名,随派军队驻扎此地。驻军的实际作用在于防止外敌入侵,保证了秦巴山区的安全,进而又保证了巴蜀、关中的安全。(www.xing528.com)
魏晋南北朝和宋、金、元、明之际,战乱频繁,武当山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各政权一旦夺取武当山,就会在此驻扎重兵扼守。宋、明两代皇室的扶持使武当道教迅速兴起并达到鼎盛。明成祖朱棣派出军夫30余万驻扎武当山,修缮武当庙观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操守城池,防御贼盗”。
明中后期,武当山区成为“盗贼聚啸之地……一旦有事,若待走报三司,议调,鲜克济事”,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明政府在武当山设立了郧阳府,并专门成立了郧阳卫指挥使司,调拨兵力,以强化明政府在此的军事统治。
春秋至明代驻扎武当山的军队都肩负有军事作战任务,他们必须进行军事武术的作战训练,提高单人或整体的攻防格斗技术能力。武当军事武术也是构成武当武术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三)武当道教武术(武当宗教武术)
早在先秦时期,武当山即存在着个人的宗教活动。宋朝立国之后,诸帝对玄武——玄天上帝屡加封号,建庙赐额,民间原有的玄武信仰受此鼓励,愈加兴盛,武当道士顺应这种需求,以武当山为本山,崇奉玄武——玄天上帝、重视内丹修炼、擅长符箓禳禬、强调忠孝伦理,武当道教也于此正式形成了。
武当道教对玄武的崇拜,是一种综合阴阳宇宙、泛神、泛灵、符篆签法等成的复合体。玄武是一种“太极别体”(《词源》注“别体”为“变体”。即玄武是太极的另一种形体),这种分而为龟、蛇,合而为玄武的“一物两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阴阳哲理,被武当道教武术直接吸取,成为其“拳法阴阳”的理论基础。
技击是中国武术的最大特点。除了以武当道教哲理、武当庙观命名外,以形比喻、纳神取义的象形技击拳法依然是传统武当道教武术的经典。从武当道教崇拜的动物神灵如龟、蛇、乌鸦、黑虎等和武当道教武术中的以龟、蛇、乌鸦、黑虎命名的套路、招形名称可以看出,武当道教武术根据动物神灵的动作特点纳神取意而创编的象形拳(动作招形),无一不是人们从这些动物本体的灵、巧、劲、捷的特点中精思巧想、精选优化而成的,是武当道教精神、观念、思想等在武当道教武术的动作、招式、套路、技击应用等技术文化层次中的集中表现,是武当道教武术所独有的象形意义的技击技法。这些动作变化多端、严防攻巧,其实战效果丝毫不比拳打脚踢逊色。与此同时,武当道教的气功特别是内丹术也被广泛运用于武术养生技能之中。
宋、明两朝的皇帝中,明成祖朱棣尤其对武当道教进行扶持,大兴土木建筑,编撰武当道教道经,崇重祀典,使武当道教达到了鼎盛,道教武术也随之发展壮大。表现武当山道教文化的武当道教武术成为中国武术一个独特的宗教门派。武当道教借助武术来表现其玄妙高深、法力无边的神力,达到传播宗教的目的,维护皇室阶级统治,武当道教武术也借助武当道教的繁荣、社会地位的提升、道教理论的巩固来发展自己,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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