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玉礼器：探索中国古代华夏文明的重要瑰宝

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玉器是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一个亮点，源远流长，绵绵不绝。早在史前时期，中国的玉器文化就已经辉煌灿烂，尤其是以东方沿海一线为核心的新月形地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而又相互影响的玉器文化，自北向南，交相辉映，而其中最为耀眼的当属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如果说红山文化开启了史前玉礼器的先河，那么良渚文化则将史前玉礼器发展到了巅峰。

就史前玉器而言，最能体现某一文化内涵的莫过于玉礼器。事实上，从玉器刚刚开始出现时，就或多或少带有礼器的色彩。早在距今八千年左右的兴隆洼文化时期，便出土了目前中国史前最早的玉器。苏秉琦认为，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化，也不需要礼器性的玉器。可见，史前玉器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礼器色彩，并最终发展为高度发达的礼器系统。关于玉的概念，现代矿物学的界定比较严格，认为真玉有两种，一种为硬玉，即翡翠。翡翠在中国开始使用的时间很晚。另一种为软玉，是致密块状的角闪石族钙角闪石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考虑到古人对玉这一概念的认识较为宽泛，对玉器的界定虽然以现代矿物学为主，但也包括一些古人长期以来一直珍爱有加的美石，如绿松石、玛瑙等等。关于史前玉器的分类，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曲石在《中国玉器时代》一书中曾对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的玉器构成进行了统计，认为红山文化的玉器用具占14%，装饰品占60%，礼仪用玉和宗教用玉占26%。而良渚文化的玉器用具占3%，装饰品占 21%，礼仪用玉占32%，宗教用玉占44%。殷志强认为红山文化的玉器种类比较单一，大多为装饰品。而良渚文化玉器品种较多，可分礼仪、佩带、镶嵌穿缀用玉三类。吕昕娱在探讨红山文化玉器功用时认为红山文化的玉器功用可为三种，一是装饰品，主要有玉玦、玉环、玉镯、玉珠等。二是礼器，主要有玉龙、玉猪龙、双兽首三孔器、兽面形玉牌饰等。三是神器或法器，主要有勾云形玉佩、玉箍形器、玉钩形器及多种动物形玉器等。

玉礼器反映的是最为核心的文化要素，反映了整个社会中盛行的宗教巫术以及社会的分层与分化，而这正是文明产生的基础。作为史前玉礼器的典型代表，红山文化不仅具有开创之功，而且达到了令人瞩目的高度。玉礼器不仅数量众多，制作精美，而且多为上层所拥有，是权力与地位的一种体现。良渚文化的玉礼器则更为发达，可以说达到了史前玉器制作的最高峰，以琮、璧、钺为核心的礼器系统已经成熟，并且对以后的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良渚文化的玉礼器集中出土于贵族墓葬中，厚葬显然已成为一种习俗，尤其盛行用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来随葬。从早期的张陵山，到中期的反山、瑶山，再到晚期的寺墩，在这些良渚文化的高台墓地中，均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礼器。

良渚文化的玉礼器绝非突兀而起。在良渚文化之前，崧泽文化的玉器制作就已经初具规模，而马家浜文化是更早的源头。此外，稍早于良渚文化的凌家滩文化也特别值得关注，其玉礼器也颇为发达，且处于与环太湖地区相邻的宁镇地区，或许，凌家滩文化的玉礼器对良渚文化的玉礼器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良渚文化最为核心的玉礼器为琮、璧、钺，此外还有三叉形器、冠状器、锥形器、半圆形饰等等，形成了中国史前最为完备的玉礼器系统。

关于玉琮的起源，目前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但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其与玉镯有一定的关联。早在红山文化时期，玉镯就是常见玉器，造型皆为圆形，通体光素无纹，琢磨细润。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玉镯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大小差别增大。以瑶山墓地出土的38件玉镯为例，简报作者认为可能有臂环与腕镯之分，有的内径在5厘米左右，不一定作镯用，或可称为镯形器。同时在造型上也有由圆趋方的现象，如M1：30镯体作宽扁的环状，内壁平直光滑，外壁琢刻出4个凸面，其上刻同向且相同的龙首形图案，形成圆中带方的龙首镯。而就良渚文化玉镯而言，其更大的意义在于与玉琮之间的密切关系。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即提出琮源于镯，其后林巳奈夫进一步阐发其说。林华东认为“这是林巳奈夫教授对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中国很多学者也都赞同此说，旁征博引，论述充分。王巍根据考古资料按形制将良渚文化的玉琮分为两类，一类是器宽大于器高的短筒形琮，称A型琮；另一类是器高大于器宽的长筒形琮，称B型琮。其中A型琮在形制上可能与玉镯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就玉琮的分类而言，笔者更赞同刘斌、赵晔等学者的三分法，从三分法中可以看出玉琮由玉镯源起及其由圆到方的演变轨迹。

刘斌将良渚文化的玉琮分为三式，简而言之，Ⅰ式，横截面为圆形。Ⅱ式，横截面为弧边方形。Ⅲ式，横截面基本为正方形。依照共存陶器的排比，已证明了这三式之间的发展关系，即从Ⅰ式到Ⅱ式再到Ⅲ式，表明直角的逐渐完成这一事实。赵晔以类型学的方法对玉琮进行分类，并通过玉琮在墓葬中的位置加以检验，并对各型玉琮及其相互关系作了详细阐述。A型，外体呈圆筒形，突块平弧，纹饰较复杂。B型，外体呈弧边方柱形，突块呈扁三角形，纹饰较复杂。C型，外体呈直边方柱形，突块呈直角三角形，纹饰极简单。对于这三种类型的玉琮，我们各找一个典型代表来进行分析。A型，以张陵山M4：2为代表，形状近似手镯，孔径大，器表以减地法突出四块对称的弧面，面上阴刻兽面纹图案，形象生动（图2-13：1）。B型，以反山M17：2为代表，整体呈弧边方柱形，以四角展开雕琢一节半神人兽面纹，即神人加兽面纹加神人，纹饰精美繁缛（图2-13：2）。C型，以寺墩M1：3出土玉琮以及M3出土的多件多节玉琮为代表，从外形看已是内圆外方，转折处呈直角（图2-13：3、4）。从圆形到弧边方形再到规整的方形，恰好也代表了良渚玉琮从早到晚的发展历程。虽然良渚文化的玉琮源于玉镯，但并未取代玉镯，而是逐渐成为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核心礼器，并在造型艺术上完成了由圆到方的华丽转变。

图2-13 良渚文化的玉礼器(www.xing528.com)

1.玉琮（张陵山M4） 2.玉琮（反山M17） 3.玉琮（寺墩M1） 4.多节玉琮（均出寺墩M3） 5.玉梳背（反山M17） 6.三叉形器（反山M7） 7.玉琮及神人兽面纹（反山M12） 8.玉鸟（瑶山M2） 9.玉璧及鸟形符号（佛利尔一号璧） 10.玉钺（反山M12） 11.玉钺（瑶山M7）

玉璧与玉钺虽然早已见于红山文化，但制作较为粗疏，形体较小，缺乏精美的纹饰。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玉璧与玉钺一跃成为最为核心的玉礼器，不仅数量众多，形制厚重，制作精美，而且在很多玉璧与玉钺上还雕琢了极为精美的兽面纹与鸟纹。如佛利尔美术馆所藏玉璧上雕有鸟立祭坛的符号，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意义（图2-13：9）。良渚文化玉礼器中鸟的造型与纹饰很多，这可能与史前鸟崇拜有关。反山墓地出土了数件玉雕的鸟，尖嘴、短尾、两翼外张，作振翅奋飞状。瑶山M2出土的一件玉鸟造型更为复杂，整体近似扁平体，头部前伸，两翼舒展，正面在鸟首尖端用浅浮雕和阴刻线琢出神兽纹，主要表现嘴和双眼。如将鸟嘴向下，其花纹既像俯冲而下的青鸟，又似挺角露齿的牛首（图2-13：8）。此外良渚文化鸟的形象还被大量雕琢在一些重要的玉礼器上，如琮、璧、钺、璜、冠状器、三叉形器等等。

作为良渚文化的核心玉礼器，玉钺是从早期的生产工具石钺演变而来。据傅宪国等人研究，钺本是一种扁平、背部中央有圆形穿孔的石器。从出土的实物形制看，最初的石钺器形比较厚重，刃部使用痕迹明显，乃史前先民用于砍伐森林、树木的实用工具，其功能类似于石斧。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私有制的起源，石钺逐渐失去了其最初所具有的生产工具的功能，而被人们赋予新的意义，成为战争中的武器及礼仪中的权杖。到了玉器和铜器时代，玉钺、青铜钺遂取代了石钺在武器和礼仪权杖中的地位。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石钺分布大致可以划为长江下游地区、黄河下游和黄河中游地区等三个区域。长江下游地区不仅为中国史前石钺的三大分布区之一，也是新石器时代石钺最为流行的地区。这里的石钺不仅在发现的数量上居全国之首，石钺的器形最为丰富，而且各种类型石钺的萌生、发展和演变序列也十分清楚。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石钺已逐步演化为象征军事指挥权或王权的礼器。

良渚文化的玉钺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突出权杖的功能，除玉钺本身外，还常与钺瑁与钺镦配套使用。虽然木质的柄已经朽掉，但仍可从各部分构件的位置复原出完整的权杖。如前述反山墓地M12墓中出土的大玉钺，出土时还有钺瑁与钺镦，两者相距约70厘米，从而形成一件由玉钺与钺瑁、钺镦组成的完整的权杖。同墓还出土了类似的权杖一套，可能与石钺相配。瑶山墓地M7也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玉钺权杖，放置于墓室东侧，刃缘向西，原似持于右手。其南有钺冠饰，北有钺端饰，三者组成带柄的完整玉钺形态。有机质的钺柄已朽，以两端饰间距推知，钺柄通长约80厘米。在钺顶端有一件小玉琮，可能是该钺的挂饰。在钺的东侧有一件端饰，榫头朝南，与之对应的是在头顶右侧的一件端饰，两者间距约90厘米，这可能是有机质柄状体的两个端饰（图2-13：11）。良渚文化的权杖还有用象牙雕刻而成，上海青浦福泉山吴家场墓地M207随葬了一件长约1米的象牙板，很像是持握在手中的权杖类仪仗器具，其上刻满了神人兽面图像。

三叉形器也是等级很高的一种玉礼器，集中出土于良渚遗址群，器身上雕刻的完整的神人首面纹彰显着其崇高的等级（图2-13： 6）。冠状器因其外形很像神人兽面纹上的冠而命名。1999年海盐周家浜出土了冠状器和象牙梳状器的组合“梳”，解决了冠状器的使用方式问题，有人认为应重新定名为玉梳背。与三叉形器一样，冠状器上面也有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等级应当很高（图2-13：5）。除此之外，良渚文化较为独特的玉礼器还有很多，如锥形器、柄形器、半圆形饰等等，不一而足。

良渚文化的玉器应是就地取材，以透闪石类软玉为主，兼有蛇纹石等。蒋卫东认为，太湖流域史前玉器的原料已可确认产于本地区的天目山脉、宜溧山脉、茅山山脉的个别山体中，当时的玉料产地不会局限于少数一两处矿源，而江苏溧阳小梅岭玉矿的发现不过是良渚文化众多矿源的冰山一角。良渚玉工在玉料的开采与制作上充分利用先进的切割技术，绝大多数玉器形制对称规整，棱角分明，即便细微之处亦度量准确。强调方圆规矩的严谨程序，使得良渚文化的玉器造型方圆兼备，一方面使圆的更大更圆，如玉璧类，而另一方面则变得更大更方，如玉琮。就琢玉技术而言，虽然红山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良渚文化显然更胜一筹，因此在玉料开采、切割成形以及制成各种大型玉器上显得游刃有余，尤其在花纹装饰上更加突出，各种兽面纹、鸟纹以及完整的神人兽面纹无不精美绝伦，巧夺天工。

从良渚文化的玉礼器看，到了这一时期，社会的权力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早期红山文化的巫觋一统发展为良渚文化的巫政合一，世俗权力正在崛起。红山文化的玉礼器以各种动物造型为主，以巫觋为核心的神权是至高无上的，玉礼器中新出现的玉人正是当时巫觋形象的一种反映，并对以后的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核心的牛河梁遗址群就是一个巨大的宗教中心，在这里还看不到明显的世俗权力的印记。而到了良渚文化时期，虽然宗教巫术依旧盛行，但神权一统的体系正在发生分化，世俗权力正悄然崛起。在以琮、璧、钺为核心的一整套礼器系统中，如果说琮、璧是神权的象征，则钺代表的是兵权或王权，亦即世俗权力。在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时琮、璧的出土与钺有别，有时则共出，琮、璧、钺共出反映了墓主人既拥有宗教权力，同时也拥有世俗权力。反山墓地M12出土的玉钺上刻有完整的神人兽面纹，正是神权与世俗权力结合的生动写照。张忠培在论述良渚文化时指出，在良渚文化社会中，军权尚未高于神权，两者在社会的位置基本上处于同等地位。这点亦可从他们同居一墓地的事实中得到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是军权演变为王权，军（王）权愈来愈高于神权，日益凌驾于神权之上。军（王）权与神权并重，当是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正是因为世俗权力的崛起，我们看到良渚文化中的良渚古城遗址，已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