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贵族墓地与祭坛：揭秘华夏文明

良渚文化的文明形态，在贵族墓地与祭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大规模贵族高台墓地与祭坛的营建，反映了当时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能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事这种非生产性的公共工程。大墓中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玉礼器以及玉礼器上雕刻的神人兽面纹，再加上祭坛的营建，反映了良渚社会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墓葬等级的悬殊差异以及墓葬中人殉的出现，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分层。因此，要想了解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必须了解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与祭坛。

墓葬其实是人类生前生活的实际反映。与同时代的其它文化相比，高台墓地是良渚文化最为独特之处，几乎所有的大墓都葬在由人工堆筑而成的高土台上，墓主人当然都是那些握有宗教与世俗权力的贵族。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余杭反山、青浦福泉山、昆山赵陵山、武进寺墩、吴县张陵山、苏州草鞋山等良渚文化大墓莫不如是。

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中，等级最高的首推反山墓地。反山墓地在莫角山宫殿区西北，其性质当为最高等级的王陵。反山的海拔在10米左右，反山墓地的面积约3000平方米，坐落在约1万平方米的小高地上，其高约6米，而周围农田的海拔为3—4米。在一处相当空旷的平地中，良渚先民在此堆筑成一座高于周围平地五、六米的大土台，形成壮观神圣的场所。无论是事先的设计，组织指挥众多的劳力，还是营建布局有序的祭坛与墓地，都充分显示了良渚文化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

反山墓地共清理出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11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墓葬内多发现板灰痕迹，板灰之上常有大片的朱红色涂层，说明当有朱漆木葬具。11座墓葬的出土遗物有玉器、石器、嵌玉漆器、陶器和象牙器等，其中玉器为大宗，占随葬品总数的90%以上。数量众多的玉器从开采、运输到最后的精雕细琢无疑也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巫政合一的良渚社会，玉器尤其是带有礼器色彩的玉器，制作得更是不惜成本，一如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尽管玉器的制作在人力、物力的消耗上不像大型建筑工程那样一目了然，但良渚人无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况且，良渚玉器从开采、运输到精雕细琢再到流通使用，需要一套严格的管理程序，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机构作为保障，是很难实施的。

11座墓葬中，M12的墓主人无疑是最高等级的王，这座墓葬无论是位置、规模还是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都无与伦比。M12南北长约310、东西宽约165、深约110厘米。墓中出土遗物整理时编号多达170号。出土遗物包括玉器、石器、嵌玉漆器和陶器，不统计玉器中的玉粒和玉片，以单件计共658件（图2-10）。

图2-10 反山M12随葬器物平面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

M12出土的658件随葬品中，玉器多达647件，种类有琮、璧、钺、冠状器、三叉形器、半圆形饰、锥形器、柱形器、柄形器、镯形器等。玉琮共有6件，其中编号为M12：98的玉琮通高8. 9厘米，呈扁矮的方柱体，分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上下两节，内圆外方，上下端为圆面的射，中有对钻圆孔。整器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玉琮四面直槽内上下各雕琢一个完整的神人兽面纹图像，共8个。每个图像的细部基本一致，用浅浮雕和细线刻雕琢而成，每个图像的大小仅高约3、宽约4厘米，神人兽面图像精美繁缛，展现出鬼斧神工般的雕琢技法（图2-13：7）。M12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大玉钺，通高17. 9厘米，上端宽14. 4、刃部宽16. 8厘米，整器呈“风”字形，钻孔较小。在刃角上分别雕刻图像，两面对称。上角为正面的浅浮雕神人兽面纹，下角为浅浮雕鸟纹（图2-13：9）。与玉钺配套的还有钺瑁与钺镦，出土时两者相距约70厘米。实际上这是一件由玉钺与钺瑁、钺镦组成的完整的权杖。类似的权杖还有一件，可能与石钺相配。

如果说玉器更多的代表的是权力与地位，那么M12出土的一件嵌玉漆杯则展现了良渚王在日常生活中的精致奢华。这件漆器整体为一瘦长形的带把宽流杯，鼓腹，从野外背面的杯底涂朱痕迹判断，可能有圈足。杯身上由玉粒镶嵌成图案，图案以大玉粒为中心，主要结构有重圈、螺旋纹等，类似陶器上的鸟蛇样刻划或玉器地纹的螺旋线。器物表面凹凸不平的状况，系为将漆杯胎骨雕琢呈浅浮雕的图样，再上漆、嵌玉，其工艺极为复杂，是良渚文化的“高精尖”产品（图2-11）。

图2-11 反山M12出土嵌玉杯（M1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www.xing528.com)

除了反山墓地外，良渚文化其他中心聚落的贵族高台墓地同样也是规模庞大，并以大量玉礼器随葬。如福泉山墓地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出地面7. 5米；寺墩墓地东西长100米、南北宽80米、高出地面20米；草鞋山墓地东西长120米、南北宽100米、高出地面10. 5米。这些由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其工程量之大、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巨是可想而知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平民墓地基本上都是平地掩埋，规模小而简陋。据陆建芳研究，早期的平民墓地多在村落周围或居址旁，如龙南遗址与庙前遗址。“晚期墓地尚未在居址旁发现。马桥墓地在古海岸竹冈遗迹之上，墓葬直接安置在介壳沙层之上。徐步桥和平邱墩两墓地旁也均未见到房址，墓地置于一大片平地之上。广富林墓地则是在一个河浜上。离开村落，这可能是晚期平民墓地的—个普遍情况。”

再从随葬品来看，大墓与小墓之间的差距同样悬殊。位于高台墓地之上的大墓内有木棺或木椁，有的还涂有朱漆彩绘。随葬品异常丰富，尤以玉器最为精绝。除了上述的反山墓地外，再以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为例，大墓的随葬品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丰富，制作精致。除有日常生活用的各类陶器外，还有石制生产工具、玉制装饰品和玉、石、陶制的礼器。石器的器型以穿孔石斧、钺为最多，一般都经精磨抛光，器型扁薄，刃部没有使用痕迹。其他还有石铲、石刀和石钻形器等。陶器均为轮制，加工精致，器型有鼎、盉、豆、簋、壶、杯、盆、盘、罐、器盖等。有的陶器通体刻有精细的蛇纹与飞鸟纹、蛇纹与圆涡纹、蛇纹与羽翼纹组合等图案，具有很高的工艺价值。尤其是玉器的品种更是丰富多彩，计有琮、璧、钺、锥形器、管、镯、璜、冠形器、带钩、坠、鸟首、珠、环、纺轮和饰片等，制作都很精致，往往采用琢磨、镂孔、线刻、浅浮雕和抛光等技法，雕琢的纹饰具有几个层次，特别是在一些玉琮、琮形玉镯上雕琢的神像、兽面纹图案，构思巧妙，比例匀称，线条精细，充分显示了良渚文化时期先民们的聪明才智。2008与2010年，上海市博物馆对福泉山吴家场墓地进行了两次发掘，结果又有了重大发现，在M204与M207两座权贵大墓，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品。其中M207随葬了一件长约1米的象牙板，很像是持握在手中的权杖类仪仗器具，其上刻满了神人兽面图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上海马桥、松江广富林等地发现的平民墓地，墓葬小且无葬具，随葬品多为一两件陶器或石器，有的一无所有。可见良渚文化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别非常大。

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层并不局限在上层与下层之间，上层内部还可以进一步划分，同样下层之间也并不一致，这就形成了多个层次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就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而言，反山墓地的规格明显高于像福泉山这样的贵族墓地，而福泉山又高于像少卿山这样的贵族墓地。陆建芳在研究良渚文化墓葬时认为以反山、瑶山为代表的贵族墓属于王室墓群；以寺墩、福泉山为代表的贵族墓属公侯墓群；以赵陵山为代表的大墓属强宗族墓群。对于下层墓，他认为以龙南、平邱墩为代表的小墓属于基层宗族墓群；而赵陵山丛葬和福泉山殉人则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人殉与人牲。笔者虽不完全赞同良渚文化墓葬等级与王侯宗族的对应，但是五个层次的划分还是颇有道理的。黄宣佩在主编福泉山考古报告时也同样认为：“福泉山与上海境内的其他良渚墓地相比，位于金山区的亭林墓地，地形高出农田约1、5米，是一处小高地，其上发现的23座良渚墓作人字形排列，每座墓有墓坑有葬具，各墓普遍随葬生产工具石器斧、锛、凿、镰、犁与耘田器。随葬的陶器也制作很精。玉器虽然有一定数量，但除珠、管和锥形器以外，仅在人字形排列的墓群头前一墓出玉琮一件，这是一处地位低于福泉山的某一家族墓地。再与闵行区的马桥遗址良渚墓地相比，马桥墓地位于居住遗址边缘的平地，各墓不见墓坑，亦无葬具，随葬器仅有数件生前使用的鼎、豆、壶等陶器，甚至空无一物，是一处良渚平民的墓地。所以从福泉山高台到亭林的小高地，以至马桥等的平地墓群，显示良渚文化古人的埋葬，有地位上的差别。”由此看来，良渚文化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在墓葬当中反映得已十分清楚。

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常常与祭坛联系在一起。上述最高等级的反山墓地，反掘者认为在操作上可能有失误，土台顶面原有一处遗迹，呈长方形的硬面，边线清晰，南北长约10米，东西宽约8米，因误以为大墓而被挖掉。现在看来这个硬面应为整个祭坛的中心遗迹，是祭坛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地层学来看，祭坛营建在先，墓葬埋入在后。埋葬于祭坛之上的墓葬排列有序，与祭坛形成一体。与反山墓地情况相似的还有瑶山祭坛与汇观山祭坛。

瑶山位于良渚遗址群东北角，余杭安溪乡下溪湾村。瑶山是天目山余脉凤凰山向东伸展的低矮山丘，山顶高度约为海拔36米。1987年在瑶山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并进行了首次发掘。1996、1997和1998年又进行了四次发掘，发掘证明在修筑祭坛时，自山脚至山顶都曾经过规划和整修，在山的南坡、西坡和北坡都发现了护坡挡土的石坎（图2-12）。良渚文化的祭坛修筑于山顶，顶部平整，平面呈方形，有里外三重土色。最里面的一重土偏于东部，是一座“红土台”，平面略呈方形，基本为正南北方向。“红土台”平面东边长7. 60、北边长5. 90、西边长7. 70米，南边两端被多个墓葬打破，残长约6. 20米。“红土台”表面基本平整，部分红土中夹杂少量砾石块，未发现其他遗迹。从打破“红土台”的扰坑壁面观察，也没有发现夯筑现象。第二重土为灰色土，围绕在“红土台”四周，平面呈“回”字形，堆积剖面呈方角沟状，沟壁较直，平底。围沟内灰色填土疏松，未见任何遗物。在灰土围沟的西、北、南三面，是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土台，台面上散见较多的砾石，大小不一，推测土台原来可能铺有砾石台面。灰土围沟东面为自然山土。祭坛南侧有13座良渚文化大墓，分成南北两行，排列比较整齐，历年经发掘的有12座，M12被盗，位于M2与M7之间（图3-8）。

瑶山良渚文化墓葬的等级也很高，可能仅次于反山墓地。随葬品有玉器、陶器、石器等，编号754件（组），以单件计共2660件。其中又以玉器为主，共出土678件（组），以单件计共2582件。玉器种类与反山相似，但未发现玉璧。

1991年，在距瑶山西南约7公里的瓶窑汇观山上，又发现了一座形制与瑶山十分相似的祭坛。汇观山也是一座自然的小山，海拔约22米。祭坛是利用自然的山体修凿而成。祭坛平面基本为长方形，正南北向，东西长约45、南北宽约33米，在中部偏西的位置，为祭坛中心的灰土方框，以挖沟填筑的方式，用青灰色粘土做成，从而在平面土色上，形成了回字状的内外三重的形式。祭坛的主体形式复原为覆斗式，东西两端呈阶梯状的结构。在汇观山祭坛的西南部发现清理了4座良渚文化的大墓，其中M 4打破了祭坛灰土方框的西边，破坏了祭坛的原有格局。迄今为止，良渚文化的祭坛已发现多座，几乎遍及整个环太湖地区。上述瑶山、汇观山祭坛皆依山而建，赵晔认为按照构筑方式的不同，良渚文化的祭坛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依山式，瑶山、汇观山祭坛可为代表。还有一种是起地式，如以大坟墩为代表的土筑祭坛，取纯净的不同土质土色的土，在平地或低矮的遗址上，以单色或花色堆成覆斗形，平面上有目的地区分色块以示不同的寓意。在使用过程中往往留下红烧土或草木灰等宗教活动后的遗存。这类祭坛数量较多，分布较广，规模较小，当为一般性的宗教性活动场所。

图2-12 瑶山祭坛发掘位置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

刘恒武将研究的视野由良渚文化的祭坛进一步放大到祭祀遗迹。他以为就良渚文化与祭祀活动有关的遗迹而言，除了祭坛之外，还有在人工土台和墓地发现的瘗埋坑、红烧土遗迹等。这些遗迹应该不是日常生活、生产活动的痕迹，而与某些宗教性的行为有关。祭祀遗迹常常伴随大型墓葬这一现象，反映了良渚社会宗教、政治特权阶层对于祭祀主导权的垄断。

刘恒武将太湖周边的良渚文化分为四区，即太湖南侧的余杭区，太湖东南的嘉兴-海宁区，太湖以东的苏州-上海区和太湖北侧的常州-常熟区。从他统计的太湖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高台墓地及祭祀遗址分布图看，四区之中只有疏密之分，而无一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