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与华夏文明的关联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是最基本的一种经济形式。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是中国史前农业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区，同时这里也是史前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黄河流域的农业主要是粟作，长江流域的农业主要是稻作，但是毫无疑问，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无论是粟作农业还是稻作农业都已经相当发达。就良渚文化而言，稻作农业的高度发达是良渚文化一切文明成就的根基。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价良渚古城遗址时就一再强调稻作农业的重要性，认为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早期城市文明代表。遗址真实地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稻作文明的发展程度，揭示了良渚古城遗址作为新石器时期早期区域城市文明的全景，符合世界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

良渚文化的经济基础是稻作农业。水稻种植对气候环境的要求较高，而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属于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总体特征是温喛湿润，非常适合稻作农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一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稻作遗存，如湖南道县玉蟾岩、澧县彭头山和八十垱，浙江上山、小黄山和跨湖桥等，稻作起源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学者们大多认为，长江中下游乃是水稻起源和驯化的关键地区。

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可追溯到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上山遗址是迄今长江下游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为距今约10000—8500年。上山遗址出土了含有大量炭屑的陶器，通过对夹炭陶片的仔细观察发现，陶器坯土中的植物搀和料主要是稻的颖壳。对陶片取样进行植物硅酸体分析显示，许多陶片中含有来自稻叶片运动细胞的扇形硅酸体。上山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将长江下游利用稻的历史上溯到了10000年以前，上山遗址古稻中不仅存在具有野生稻特征的谷粒，而且存在具有栽培稻特征的谷粒。

从上山古稻到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发展的序列清晰可辨。“从距今10000年到距今700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先后发现上山、小黄山、跨湖桥、河姆渡、罗家角、田螺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遗址不仅在年代上具有连续性，而且在文化面貌上既有独特的一面，也有相互的联系。”环太湖地区承袭了长江下游稻作农业发展的传统，从马家浜文化开始，再经崧泽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稻作农业已经非常发达。

良渚文化时期，稻谷的遗存已普遍发现。如钱山漾遗址发现的稻谷都是成堆的，分布很广。江苏吴县龙南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既有籼稻，也有粳稻。2011—2012年良渚古城莫角山遗址东坡的发掘在废弃堆积中发现一个填满大量碳化稻米的灰坑，推测可能是两次火灾导致。经钻探，灰坑范围为600—700平方米，厚40厘米左右。据测算，两次火灾造成的稻谷损失为1万—1. 5万公斤（图2-1左）。此外在莫角山南面的池中寺遗址竟然发现多达36万余斤的炭化稻米的遗迹（图2-1右），推测这里应为当时的粮仓。据统计，截至目前，在莫角山遗址区共发现了6处大规模的稻谷堆积遗迹，由此可见当时良渚文化稻作农业的水平。

图2-1 莫角山西坡（左）与池中寺遗址（右）出土的炭化稻谷

从考古遗存来看，稻田遗迹是稻作农业最直接的反映，环太湖地区发现的稻田遗迹可以早到马家浜文化时期。1992—1995年，中日合作进行苏州草鞋山遗址古稻田研究，经过四期发掘，共发现水稻田遗迹44块。其中东部发掘区发现33块，此外还有水井6口，水沟3条，南北走向串联成片。水井在田块的边缘，尾端有水井，水井与田块相连。水田或为椭圆形，或为圆角方形，每块面积三五平方米。水井深2米左右，水沟长在5米以上。西部发掘区发现水田11块，水塘2个，水沟3条，水井4口。水田与水沟分为三组，围绕着中间的两个水塘，水塘边缘齐整，大者面积超过250平方米，似是人工所为。

2003—2004年，苏州博物馆与昆山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合作，对绰墩遗址进行第五、六次发掘，再次发现马家浜文化水田遗迹，在遗址Ⅳ、Ⅴ工作区发掘范围内，共发现马家浜文化水田遗迹64块。2008年，苏州博物馆配合京沪高速铁路建设，在草鞋山遗址高速铁路建设施工范围内，又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遗迹30块。至此，草鞋山遗址与绰墩遗址共计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遗迹138块。

崧泽文化的水稻田主要发现于江苏苏州澄湖遗址，共发现水田遗迹20块，水田内的土壤经检测皆发现有水稻植物蛋白质。与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的水田相比，崧泽文化的水田面积从10平方米左右增加到50—60平方米，而且排灌系统更为先进。

图2-2 茅山遗址古稻田分布范围

（郑云飞等：《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古稻田耕作遗迹研究》）

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遗迹目前仅见于浙江临平茅山遗址，虽然发现较晚，内涵却相当丰富，为我们研究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茅山遗址自2009年以来已进行三次大规模发掘，整个聚落布局情况清楚。该聚落位于茅山南侧，山坡上为居住区和墓葬区，坡下低地平原为稻田耕作区（图2-1）。稻田区有良渚文化中期、晚期和广富林文化等不同时期的稻田，稻田遗迹地层关系清楚，时期不同，稻田形态各异。

良渚文化中期的稻田呈条块状。在稻作区东部，中间为一条通往北部居住区的略呈西北—东南走向的河道G7，两岸密集分布着条块状稻田；共清理出田块26丘、水井2口。田块形状呈长条形、不规则圆形、长方形等，面积从一、二至三、四十平方米不等。田块之间有隆起的生土埂，部分生土埂表面有踩踏遗存。田块之间或用水沟相连，部分田块通过排灌水口与G7相通。稻作西区亦发现条块状稻田11块、东西向河沟1条，部分田块之间也有叠压关系。发掘者据此推断，茅山遗址南部东西700多米范围内，在良渚文化中期已形成大范围的稻作农耕区，星罗棋布分布着条块状小田块，中间纵横交错分布着小的河沟。

良渚文化晚期稻田在布局和形态上为之一变：在稍高的居住生活区和低洼稻田区之间开挖了一条河道G2贯穿东西，宽4. 5—18米，深浅不一，可以起到丰水期排水和枯水期蓄水，兼具防洪排水、提供生活用水、灌溉稻田的功能。G2南侧岸堤同时用作道路（L1），宽3. 4—8米，踩踏面清楚可见。L1南侧紧邻灌溉水渠G3，G3东浅西深，东端深0. 18米、宽2. 5米，由东向西逐渐加深变宽，到发掘区中部演变为一蓄水池塘，在蓄水池塘南侧发现1处灌溉水口。离G3南部64—70米远处，还有一条东西向的灌溉水渠（G6）与之大体平行。在G3和G6之间东西并排分布用红烧土铺面的田埂，南北走向。东区发现5条这样的田埂，每条宽 0. 6—1. 2米，最长达83米；田埂之间的间距多为17—19米，最宽达31米。通过上述灌溉水渠和田埂形成4丘大型的稻田，每丘稻田均为南北向的长条形，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合1. 5亩；最大者近2000平方米，面积达3亩。整个良渚文化晚期稻作区东西长700多米，南北宽45—110米不等，面积约5. 5公顷。广富林文化稻田整体格局未见报道，但在稻田泥土中发现了一组30个清晰的大型偶蹄类动物（牛）脚印和零散的人脚印，出土有少量的陶片和半月形石刀 。

郭立新、郭静云在对中国早期稻田遗存进行全面分析后认为，可以将稻田系统的发展与演进划分为四个阶段：无灌溉—自然低湿洼地田阶段、小型坑井—小丘田阶段、池塘—大丘田阶段、大型沟渠—畦田阶段。关于茅山遗址良渚文化中晚期的水稻田，郭立新、郭静云认为其代表了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大型沟渠—畦田阶段。这是一种高度集约化的大型稻田耕作系统。开始按照周密的规划，动员集体的力量，对土地进行大规模改造，按照稻作农业集约化生产的需要，修筑大型沟渠灌溉系统和整齐划一的畦田，通过修筑堤岸和水坝以抬升水位，实行高效自流灌溉。大型沟渠—畦田的出现，意味着巨量劳动投入以及长期而稳定的社会预期，人群被高度固定或限制于特定空间和地域，并隐现高度等级化的地域社会结构。大型沟渠—畦田稻作系统使耕作效率得到空前提高，更多的劳动剩余为早期国家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在史前已达到精良的水平，以石器为主，石器均通体磨光，制作精致，穿孔技术发达，普遍使用管钻法，而且已经出现了石犁和破土器等新式工具，说明其农业已告别了刀耕火种以及耜耕的原始农业阶段而进入到先进的犁耕农业阶段，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www.xing528.com)

判断良渚文化农业是否进入到犁耕农业阶段最直接的证据在于考古出土的石犁。其实早在崧泽文化时期，石犁就已经出现，如浙江湖州毗山遗址就发现了较多崧泽文化晚期的石犁。崧泽文化出土的石犁刃部夹角较大，器身较短，一般器身中部有一对钻孔。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石犁不仅被大量发现，而且制作得越来越精美，石犁刃部的夹角变小，形体变大，并且出现了大型组合式分体石犁。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H70出土了一件带木质犁底的组合式分体石犁，犁通长106厘米，石犁头由三部分组成，通长51、通宽44厘米。犁头的尖端部分呈等腰三角形，有三个穿孔，犁头两翼各有两个穿孔。这些穿孔应是用于与木犁底相固定。木犁尾端还有装置犁辕的榫口（图2-3）。这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带木质犁底的石犁。经观察，石犁头部分有使用的痕迹。据发掘者推测像这样一米多长的大石犁，只有用牛等大型的牲畜才能牵引，后面应有掌辕的人。这种带木质犁底的石犁是史前考古的新发现，为研究农业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图2-3 庄桥坟遗址出土组合式分体石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平湖市庄桥坟良渚文化遗址及墓地》）

除石犁外，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还有石镰、耘田器、斜柄石刀等。石镰基本形制为弯条形，单面弧刃，柄部有钻孔或凹槽以安装木柄。耘田器是良渚文化特有的器形，器身扁平，略呈左右两翼后掠的“V”字形，有学者认为耘田器或为中耕除草的工具。

斜柄石刀又称“V ”形石刀、“厨刀”、“耨刀”、“破土器”等，器身略呈三角形，斜背，顶端凸出短柄，圆弧形刀刃。

安志敏认为，这种形制的石器在良渚、古荡、水田畈、老和山、钱山漾、仙蠡墩等地都有发现，属于良渚文化的典型遗物。根据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大型墓葬中也出土类似的石刀，即“V”字形石刀可较明确地判断为厨刀。它们属于刀类，当与农具无关，而不宜称作“破土器”。

牟永抗、宋兆麟认为这类石器应称斜把破土器，并按形状不同分为五式。破土器与开发水田有密切关系，这种破土器严格地讲就是开沟犁。破土器的斜柄处附加木柄，可用绳牵引，作为破土挖沟之用，并复原了这种农具的安柄和用法（图2-4：1）。

图2-4 两种不同的装柄方法复原

1.牟永抗、宋兆麟复原 2.林华东复原

林华东根据这种石器的形制特点将其分为A、B、C三型共11式。他以为这种石器既非破土器，也不是厨刀，而是铜耨刀的前身，可称为石耨刀，是一种适合于稻田中用来铲削杂草及茎秆耨田和农地中砍削杂草整地的复合式农具，并绘出了装柄方法示意图（图2-4：2）。

良渚文化的斜柄石刀石材大多为角页岩，微痕观察显示，部分器物器表有稻科植物的植硅石擦痕，因此这类石器可能是一种用于稻田作业的农具。

良渚文化出土的石犁及相关石器表明，其农业已经达到了先进的犁耕农业阶段。犁耕与耜耕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是连续性的，人随犁破土前进，并不间歇，而耜耕则是每翻一耜一锄土，人就要后退一步，是间歇性的，因此犁耕农业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据宋兆麟在侗族中所作的民族学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一担田（六担合一亩），而用木犁两人一天可以耕四担田，如用牛拉犁，则一人一天可耕十四担田。正如游修龄所言：“良渚石犁和破土器的出土，是从河姆渡、罗家角时期的耜耕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并推测良渚文化水稻的产量能够达到播种量的15倍左右，这在史前已经是相当高的产量了。

茅山遗址古稻田的发现和发掘，为我们估算当时的水稻亩产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根据土壤水稻硅酸体密度估算茅山遗址良渚文化晚期与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稻田平均亩产约为141公斤，较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中期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个亩产量是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55公斤亩产量的2. 5倍，晚期稻田63公斤亩产量的2. 2倍。

此外，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多配套使用，如耕地用的石犁、田间管理用的耘田器和石锄、收获用的石镰、石刀等，还有木制、骨制、竹制的农业生产工具，可谓种类繁多。从农作物的品种看，良渚文化不仅广泛种植粳稻与籼稻，在钱山漾与水田畈遗址还发现了蚕豆、芝麻、花生、西瓜子、酸枣核、毛桃核、葫芦等植物遗存，说明其农业经济的多样性。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农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成为良渚文化迅速崛起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