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及生态环境研究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上海三省、市，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在这一区域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数量众多，分布密集，因此这里应是良渚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但是对于良渚文化传播所及的区域，其南、西、北界的具体位置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也在开拓着人们的视野。

关于良渚文化分布南界的研究，1981年牟永抗撰文主张“宁绍地区继河姆渡四期文化之后，似乎还存在着相当于良渚文化的第五期文化”，“这个序列大致可以与杭嘉湖地区原始文化各阶段相对应”。此后他又在《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一文中再次指出河姆渡后续文化中“陶器的种类与良渚文化相似，而器形的风格有自身的特点，因此目前还不宜并入良渚文化；在炊器上已没有绳纹，因而也不一定属于河姆渡文化”。按照这种说法，那么良渚文化的南界就未能达到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

1987年汪济英撰文对此说提出质疑，他指出：“被认为属于良渚文化的曲肱式三角形石器，即所谓破土器，不只是钱塘江北岸的杭、嘉、湖有着广泛的分布，就是南岸的绍兴、上虞、余姚、黄岩、乐清、永嘉等地也屡有所见。即便是东面的海岛，近年也已在定海马岙、白泉、皋泄和岱山大巨、东沙等地发现了不少曲肱式三角形石器和石耘田器（石耜冠）。舟山群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过去认为是河姆渡文化的直接延伸，看来并不那么完全符合事实。除了这些零星的采集品以外，钱塘江南岸还有多处遗址发现。如1956年在余姚历山镇发现的茅湖遗址，黑陶器皿与良渚毫无差别。”接着他还列举了绍兴马鞍镇的仙人山、宁波的慈湖，以及文物普查中发现的诸暨璜山乡水口山、嵊县普义乡黄山岗头等遗址的资料，认为“良渚文化向南分布的范围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近年来在宁绍平原及至舟山群岛的考古发现和发掘，尤其是绍兴市马鞍和仙人山遗址、宁波市慈湖遗址、奉化市名山后、象山县塔山、舟山市白泉、孙家山、唐家墩，岱山县大巨岛太平乡的蛤蟆山、东沙镇馒头山和嵊泗县菜园镇等地的发现，都足以证实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都属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当然，宁绍平原和舟山群岛所见的良渚文化内涵，也确实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刘军和王海明在全面分析了宁绍平原的有关遗址后指出，“河姆渡后续文化和良渚文化除器物种类稍有参差、个别器形稍有差异外，两者的总体面貌是相同的、一致的”，并主张可“将分布于宁绍平原叠压于河姆渡文化之上的河姆渡后续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名山后类型”。

安志敏主张良渚文化的分布，“南限可达浙南的飞云江沿岸”。飞云江地处浙南的瑞安市。林华东认为“从仙居下汤、乐清、温州和瑞安等地的同期史前文化遗址及遗物来看，虽有某些石器类同于良渚文化，但陶器特征差异较大。虽然最近在遂昌县西南面三仁畲族乡的好川村曾发现有接近于良渚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但其内涵复杂，安说尚待斟酌”。

关于良渚文化分布的西界，研究者争议的焦点在于宁镇地区是否属于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从文化地理角度来看，宁镇地区茅山以东地势较低平，属太湖流域，其文化内涵也多有共性，作为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是毫无问题的。然而，茅山以西地区则为山地丘陵，地势较高，两地之间差异十分明显。从其文化面貌来说，纪仲庆曾对宁镇地区史前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探索，并将其划分为四期，其中的第四期相当于良渚文化时期。尽管宁镇地区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很少，“但发现的细长颈袋足鬻、贯耳壶、T形鼎足、石瑗、三角形石刀、有段石锛、兽面纹玉佩等，却是吴兴钱山漾、吴县张陵山等良渚文化常见之物。当然，从现有的出土遗物看，也有某些地方特征，如比较缺乏鱼鳍形鼎足、黑皮陶和竹节形圈足器等”。

魏正瑾则把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按器物类型学特点归纳为三大类。其中第三类遗存主要是以昝庙遗址的一部分墓葬中成组出土的器物为代表，“主要有扁薄平刃、平面略呈风字形的穿孔石斧，有的磨制十分精细，1件三孔石斧很有特征。有肩穿孔石斧（钺）、横宽形的三孔石刀、直柄切刀、小型台阶式有段石锛。陶器有良渚式高颈双鼻壶。玉饰件有素面的玉璧、长方形兽面纹玉佩等”。根据分析研究，他认为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属于江南新石器文化区系之内，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一群遗存，又有明显的特征”，“似可考虑给予恰当的文化命名”。

林华东在《良渚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宁镇地区发现的相当于良渚文化的遗址和遗物实在有限。尽管江宁陶吴昝庙和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灰坑H2中的出土物具有良渚文化特征，可以确知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曾受到良渚文化的强烈浸润；尽管良渚文化中的双鼻陶壶、石钺、有段石锛、玉璧、玉冠形器和石靴形刀在昝庙遗址有出土，但我们应看到宁镇地区诸如良渚文化的鱼鳍形鼎足、黑皮陶器和带竹节形把的豆却很罕见。再者宁镇地区为丘陵山地，与太湖平原有明显差别，而在皖南东部又有黄山余脉，浙江境内则有天目山脉所阻。因此，我认为良渚文化分布的西部范围可以句容县与金坛县交界的茅山和浙江省天目山脉为界。大体从镇江经茅山至高淳县朝墩头和安徽省的郎溪与广德，入浙江安吉县和临安县东部，再西折到建德市和淳安县一带谅无大错。”

关于良渚文化分布的北界问题，1964年，南京博物院曾在淮河（黄河故道）北岸的涟水三里墩和杨庄等遗址征集到一批陶器和石器，其中的实足鬶、贯耳壶、竹节形镂孔圈足豆、直壁浅盘豆、横条形镂孔豆把等陶器，以及玉琮等器物具有浓厚的良渚文化色彩。在阜宁县板湖陆庄遗址，也有良渚玉器出土。金湖县白马湖农场以前也曾出土过良渚文化玉璧和玉琮。在新沂花厅遗址，也有良渚文化陶器、石器和玉器发现。花厅遗址的陶器形制既有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又有浓厚的良渚文化风格，而随葬品中的琮、璧等玉器的器形和纹饰，与良渚文化玉器完全相同。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北部范围可到达花厅一带，甚至直达苏北的北端，也有的主张可定在阜宁的淮河沿岸一线。

尽管阜宁陆庄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遗物较为一致，但是张敏还是认为：“考古学文化是指属于同一时期、分布于同一空间并有着相同特征的物质文化共同体。良渚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地区，而在环太湖地区之外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存是累见不鲜的，在陕北的延安亦发现过良渚文化的玉器，如果以发现良渚文化遗存的某一地点来划良渚文化区，那么延安以南广袤的地区都应划入良渚文化区，这样一来，岂不造成中国考古学的混乱？同样，如果将陆庄遗址作为良渚文化区的北缘，那良渚文化区就不仅仅局限在环太湖地区，还应包括整个江淮东部地区。事实上，在陆庄遗址以南，有与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相类似的兴化南荡遗存，这样一来，亦同样会造成这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在空间上的重复和交叉，同样会造成这一地区考古学研究上的混乱。文化遗存与考古学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概念的混淆必然会导致研究工作的混淆，有时还会产生以讹传讹的不良影响。准确地讲，陆庄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与良渚文化中、晚期的文化遗物相同，应与良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属良渚文化的遗物，但不应划入良渚文化区的范畴。基于此，以陆庄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可称之为陆庄文化遗存。”而林华东认为“良渚文化北部范围可定在扬州至海安县青墩遗址一带”。

关于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笔者认为张敏的看法极有道理，文化遗存与考古学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概念的混淆必然会导致研究工作的混淆，有时还会产生以讹传讹的不良影响。良渚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就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环太湖地区，至少这是一个主体，即便其分布范围能够超出这一区域，也不会太远。朔知将良渚文化的大体分布范围定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形。”应该说，这一划分法稍显保守，却颇有道理。

就整个环太湖地区而言，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但具体的划分方法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最简洁的划分法是严文明的三分法，即按位于太湖的方位分为太湖以南、太湖以东及太湖以北三组。刘斌以具体地名指代，分为杭州—余杭地区、嘉兴—海宁地区、上海—苏州—常州地区等三区，虽然也是划分为三区，但上海—苏州—常州地区显然已包含太湖以东及太湖以北地区，与严文明的划分法其实不一样。张之恒按聚落群的分布划分为莫角山聚落群、福泉山聚落群、赵陵山聚落群、寺墩聚落群四组。如果这样划分的话那么缺少大型聚落群的嘉兴—海宁地区就落选了。日本学者分得较细，甚至分为八个遗址群，如此则过于细致了。以严文明的三分法为基础，再考虑到太湖以东地区地域太大，且嘉兴—海宁地区与上海—苏州地区在文化面貌上又稍有差异，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四个小区，这种四分法已有学者这样分过，如刘恒武等。即太湖以南的杭州—余杭地区，太湖东南的嘉兴—海宁地区，太湖以东的上海—苏州地区，太湖以北的常州—常熟地区（图1-1）。这样的划分一方面考虑到不同的区域差异，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不同区域文化上的差异。

图1-1 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刘恒武：《良渚文化综合研究》）

A.太湖以南地区 B.太湖东南地区 C.太湖以东地区 D.太湖以北地区

栾丰实将良渚文化分为太湖以东、杭嘉湖平原、太湖以北、宁绍平原、江淮、宁镇等六区。这六区中，笔者以为，宁绍平原、江淮、宁镇不属于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只能算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重要区域，至少不属于良渚文化的核心分布区。高蒙河认为良渚文化的分布有两种景观状态，一是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原生景观区域（图1-2，Ⅰ），二是核心区以外发现有良渚文化因素的衍生地区，大致以太湖为中心向西呈扇形分布。从这些扩散出去的遗址分布的密度看，越靠近太湖流域的区域遗址密集度越高（图1-2，Ⅱ），而越远离太湖流域的区域遗址密集度越稀疏（图1-2，Ⅲ）。从图1-2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及其影响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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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良渚文化核心区与传播区（高蒙河：《良渚文化区的人文景观》）

良渚文化所处的环太湖地区属于长江三角洲的江南部分，由苏南平原与杭嘉湖平原构成。此地北临长江，南抵杭州湾及钱塘江，西依茅山和宜溧山地，东濒东海，总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平原地貌是本地区绝大多数区域的现代特点，海拔高度约4—6米。而太湖居其中，地势低洼，仅高出海平面2—4米，从而形成四周高中间低的碟形洼地。地势低平，水网密布，四季分明，物产丰富，使环太湖地区成为著名的“鱼米之乡”，这也正是良渚文化得以辉煌灿烂的地理因素。然而，这种碟形洼地地貌的形成在历史上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变，到良渚文化时期才初现雏形。

据专家研究，环太湖地区所处的长江三角洲是由长江和钱塘江在入海处冲积形成，在地质构造上属扬子准地台北东边缘的一部分，新生代开始的喜马拉雅运动基本上奠定了现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构造格局。第四纪以来，本区在构造上处于持续缓慢下沉地带，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海水进退旋回。长江三角洲的地貌格局即是在晚更新世末期广泛的海退和全新世海侵的自然背景下不断演化而成。

大量的地理钻孔资料显示，长江三角洲平原在全新世沉积物之下，普遍埋藏着一层坚硬致密的黏土层（工程地质上称之为第一硬土层）。硬土层呈暗绿色或黄褐色，含较多铁锰结核。组成土层的物质主要是粉砂与黏土，一般上细下粗。从土层结构特征推断，其物源与西部丘陵区下蜀黄土有关。它是下蜀黄土沉积物经流水作用发生再搬运，且在干冷的气候条件下，土层长期暴露地表，后经脱水粘结而形成。碳十四测年表明，硬土层顶部的年代距今15000年左右。此时受大理冰期的影响，发生全球性海退，海岸线退至东海大陆架，海面下降超过150米。此后气候转暖，海面急剧上升，在暗绿色硬质黏土层上开始出现全新世疏松沉积物的堆积。暗绿色硬质黏土层与上部疏松沉积物的界面是划分长江三角洲地区全新统和更新统的重要标志。

作为全新世沉积物的基底，硬土层顶面的古地形起伏对于后来长江三角洲的发育与形成至关重要。长江与钱塘江谷地缺失硬土层，表明当时这里是深切的河谷。根据硬土层顶板的埋藏深浅，可以勾勒出晚更新世末长江三角洲的地形起伏。当时太湖及周围平原地区大体是一个丘状起伏的台地，高出长江、钱塘江约50米。台地面上有外流的支谷和小沟谷。-5米等深线的范围圈围了苏锡常平原、洮滆平原、杭嘉湖平原大部、吴江、青浦、嘉善以及大部分太湖流域。在苏州唯亭西侧—斜塘—吴县甪直—澄湖东岸一线形成较明显的坡降。上海地区硬土层呈分散的岛状分布，显示此区受长江、钱塘江谷侧支流明显切蚀，相对起伏大于太湖平原区。东部岛状硬土区埋深较大，为-25—-30米，西部区变浅，为-5—-10米。也就是说，晚更新世末期，以太湖为中心的地区是一个略有起伏的丘状台地。此时气候较为寒冷，类似高寒草甸，土地贫瘠，还不适宜人类居住。

全新世以后，全球气候开始转暖，海面迅速上升。距今7000年左右是全新世海面上升速率由快变慢的一个转折点。此时河口区沉积速度远远超过了海面的上升速度，长江携带而来的大量泥沙在河口堆积，从而开始了全新世长江三角洲的发育。这与中国大河三角洲的发育过程具有同步性。

根据地理调查，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北起长江之滨的常熟福山，南迄杭州湾畔的漕泾、柘林一线，并列分布着数条与海岸线平行、方向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的贝壳沙堤。这些贝壳沙堤是海面稳定时期，长沙三角洲南翼在沿岸流、潮流和波浪的共同作用下，在海岸线上由大量泥沙和介壳残骸堆积起来的高阜地带，由于地势高爽，又称之为冈身。冈身所构成的独特地貌，在今上海地区最为显著。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冈身最西面的沙冈形成年代最早，距今约7000年，这也是当时海岸线的真实反映。冈身的形成说明在距今约7000年前海面由快向慢上升速率的变化创造了贝壳沙堤形成的有利条件。同时，冈身的形成对长江三角洲的发育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最早的沙冈之外，形成了多条与海岸平行的贝壳沙堤。它们多形成于距今7000年到4000年间，历时长达三千年之久。贝壳沙堤的不断堆积形成，推动海岸线向东拓展，并使冈身成为高出四周的高爽之地。

贝壳沙堤以西，原先的丘状台地逐渐演变成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碟形洼地的形成主要在于东部冈身与沙嘴的阻隔，使得这一地区与海洋失去联系，得不到海洋沉积物的补充，主要是湖沼及水网沉积，物质来源少，沉积速率低，所以厚度浅薄，地势低洼，最终导致了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的形成，并对太湖的形成与演变起到了关键作用。

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的中心，湖西南呈半圆形，东北部曲折多岬湾，面积2428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晚更新世末期，以太湖为中心的地区是一个略有起伏的丘状台地，台地面上有外流的支谷和小沟谷。全新世以来，气温转暖，海面迅速回升，太湖以西地区南北各有一条支谷与钱塘江与长江沟通，海水侵入，西太湖一片汪洋，成为泻湖。西南部的钱塘江深切支谷因此演变为从钱塘江侵入太湖西部的大海湾，称为“太湖海湾”。到距今7500年前后，海面继续上升，西太湖继续向西扩展，到达金坛、溧阳、宜兴一带的低洼地带，这里多处地方均发现海侵沉积层。常州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的地层之下有滨海泻湖相沉积，说明在马家浜文化之前，圩墩属于海侵泻湖的边缘地区。到距今6600年前后，海面高程已接近于现代的海面高程，海侵达到最大范围，并沿沟谷大举入侵太湖地区。同时由于东部贝壳沙堤的形成，地势较高，奠定了太湖地区碟形洼地的泻湖地貌。原先太湖西北部的长江支谷通道已被长江滩脊所封堵，海水从东侵入主要靠太浦河流域的沟谷通道，经震泽侵入太湖东部地区，使太湖东部也变成浅水泻湖。湖内牡蛎丛生，发育良好，形成的牡蛎层厚达0. 8米。此时太湖东南岸的双林、戴山等滨湖地区也同时沦为泻湖的南延部分，南岸的九里桥地区发育成为浅水海湾。

距今6000年以后，在沙冈的东侧又形成了新的贝壳沙堤紫冈。紫冈一方面使东部变得更高，进一步塑造了太湖地区碟形洼地的地貌，另一方面也封堵了原先海水入侵的通道，主要是太浦河流域通道，使东太湖地区渐逐淤塞演变为淡水沼泽。而西部的“太湖海湾”也逐渐萎缩，淤积成沙嘴，从而封堵了海水自南侵入西太湖的通道。至此，太湖与海水完全阻隔，而低洼的地形再加上河流水面坡降减少，排水不畅，逐渐由咸水湖泊变成淡水湖泊。西太湖地区的钻孔W1资料显示，多数海相微体古生物在孔深50厘米处（约5600 a B. P. ）先后消失，仅有个别类型延续到W1孔33厘米处（约5000 a B. P. ）。根据地理学家对东、西太湖钻孔沉积物特征的分析，5500 a B. P.左右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已经开始形成。

环太湖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发育以及碟形地貌的形成对于史前人类生存及文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晚更新世末期，这里还是一个略有起伏的丘状台地，普遍覆盖着一层暗绿色或黄褐色的硬质黏土，结构致密，含水量很低，有机质含量甚微，一般低于0. 1%。气候寒冷，缺水贫瘠，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显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全新世以后，全球气候开始转暖，海面迅速上升，长江携带大量泥沙在河口区堆积，开始了长江三角洲的发育。原先的硬质黏土层上覆盖了一层2—5米厚的细颗粒沉积物，土壤中含有大量有机质，有利于植被的发育。温暖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壤使长江三角洲上迎来了最早的先民。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最早的年代可达距今7000年，考古学上属于马家浜文化早期。后来随着长江三角洲的不断发育，海岸线不断东移，到马家浜文化晚期，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已达今天的太湖东部地区，如江苏昆山绰墩、上海青浦崧泽、福泉山等遗址。

崧泽文化晚期，环太湖地区的地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前文所说的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已经开始形成。原先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一些地区由于冈身的隔绝和自身的沉积作用，发育为淡水湖沼环境，人类可以迁移到这里居住。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生态环境进一步好转，人类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及长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区域，在居住点之间已经没有大的空白区域。

良渚文化时期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气候变迁也密不可分。尽管不同学者对于全新世以来的气候解读存在较大分歧，但整体而言仍有较强的一致性。据施雅风等人对于全新世气候的研究，在早全新世时期刚刚摆脱冰期的寒冷，气候转为温和干燥。中全新世（8500—3000 a B. P. ）时期是中国气候最适宜期，可称为全新世大暖期。而自3000 a B. P.至今的晚全新世气候则转向凉干为主。就全新世大暖期而言，仍然存在多次剧烈的气候波动与寒冷事件。就良渚文化的时间而言，一方面处于气候最适宜的全新世大暖期，另一方面也经历了两次降温事件，大致对应良渚文化的早期与晚期。洪雪晴在对海面波动进行研究后认为， 5400 a B. P.左右，气候一度转凉，海面略有下降。江苏吴县龙南遗址的孢粉分析也表明，在良渚文化之前，孢粉带Ⅰ、Ⅱ反映的气候较现代湿、热，而孢粉带Ⅲ所属的第5层时间上大致属于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孢粉分析反映植被为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草本类中水生植物成分减少，陆生草本渐增，气候环境有转向凉干的波动趋势。良渚文化早期气候的凉干使部分湖沼面积缩减，人类活动的区域进一步扩大。而其后气候重新转为暖湿，不仅大大丰富了动植物资源，还为稻作农业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到了良渚文化晚期，气候再度转向凉干。孢粉与气候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这一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1. 5度左右。这次降温事件延续时间较长，一直到广富林文化时期气候仍以凉干为主。

综上所述，良渚文化的早中期，环太湖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优越，碟形洼地的形成为先民提供了更多的栖息地，短暂降温后暖湿的气候条件促进了稻作农业的发展，也大大丰富了本地区的动植物资源。但到了良渚文化晚期，碟形洼地不稳定的生态系统开始出现危机，海面上升、排水不畅易引发洪涝灾害，降温会导致稻作农业的减产从而动摇其经济基础。良渚文化的衰亡以及广富林文化的出现与此当有一定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