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神箭：导弹仿制工作受挫，毛泽东拒绝钱学森乘坐飞机

1958年，苏联帮助中国设计了一系列核设施并提供了所需设备，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了铀矿、核燃料棒工厂、研制基地及核试验场。1958年9月，苏联援助的重水反应堆建成，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也运到移交，中国正式进入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赫鲁晓夫在核弹、导弹领域援华，实际上一开始就带有勉强性，许多项目都有所保留。据当年来华的苏联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称，他们奉命只能介绍1951年以前的原子弹设计方案。中方在认真学习苏联技术并引进设备时，对核武器的研究一开始便以本国专家挂帅，自行制定研制规划，这种“以我为主”的原则使外援中断后研制工作仍能进行。

中国的发展包括必须抵御外部威胁的核力量发展，这很快会威胁到当时美苏主宰世界的格局，这使赫鲁晓夫在其地位巩固后又对援华尖端项目感到后悔。1960年夏在中苏出现政治论战后，同年7月赫鲁晓夫决定撤走全部专家，中止多数合同，对华的导弹和核技术援助全部停止。有关专家在临走前，也不再答复各种技术问题。导弹仿制的收尾工作，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赫鲁晓夫中断对华援助，伤害了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群众的感情。不过从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进程看，苏联前期的援助还是大大节省了中国的研制时间。苏联中断合同撤走专家，毕竟留下了一堆“半拉子”工厂，比我们白手起家要好得多。从“两弹一星”的整体进程看，苏联撤走专家造成的影响并不算太大，这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和项目负责人事先有远见，引进苏联的设备时便立足于自己掌握和主导核心技术，并能具备综合配套能力。

确定开始研制原子弹时，要同时考虑其运载工具。原子弹以及氢弹只有准确投向敌方，才可形成有效打击力。轰炸机或是火箭发动机驱动的导弹，是两种最有力的运载手段。但究竟我国以哪种运载手段为研究重点，国防科研系统内有争论。经过反复研究，多数人认为，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强大的远程航空兵，即使研制出轰炸机，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也难突防进入敌后纵深。于是，中央军委最后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这使研制工作从起步时便有了一个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指针。1960年夏季以后，中国的科研人员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仍能使“两弹一星”事业以很快的速度发展。

苏联专家在中国

当时的国际形势，加之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也导致我国围绕“两弹”的一场争论。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准备撤走其专家，原来答应售给中国的材料、元器件、设备、仪器、样品等，都拖延了交货时间，不打算给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拒绝承认新中国，对我们实行敌视政策；国内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很困难。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了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主张下马的人认为：我们现在造导弹，一是造不起，二是造不成。“造不起”是说造导弹需要花很多钱，而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没有那么多钱。“造不成”是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低，恐怕造不出来，造不出或造出来不能用，岂不白花了钱。中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也在权衡利弊。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主张“两弹”研制工作下马的同志强调，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没有了苏联的援助，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和科技力量，很难造出“两弹”；花钱太多，应把有限的钱用到常规武器上，大谈“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当时陈毅元帅力主上马，并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对此也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主张首先要把情况摸清楚再定。这一意见上报后，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根据这种先做考察再定决心的正确态度，中共中央派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组织调查。聂荣臻坚决反对“两弹”下马，他把“两弹”看成是“命根子”——国家的“命根子”。在激烈争论的那些日子里，聂荣臻不断找人谈话，研究调查的结果，更坚定了继续领导研制“两弹”的信心和决心。

邓颖超与穿军服的钱学森握手(www.xing528.com)

其实，聂荣臻之所以坚持“两弹”的研制不能下马，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相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相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要好好对待钱学森。周恩来说，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钱学森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聂荣臻一直记着周恩来的这句话，从不敢怠慢，他对钱学森非常关心，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为钱学森考虑得很周到。聂荣臻要求五院的领导工作上给钱学森提供最方便的条件，安全上也要积极采取严格措施。他规定，没有他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飞机。在业务技术上，聂荣臻极为尊重钱学森的意见，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聂荣臻就打电话给他，说：“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由你来决定，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

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报告说，争取3～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这个报告进一步增强和坚定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心，毛泽东和中央有关领导都圈阅同意。

事情定下来后，聂荣臻仍然有点不踏实，他请当时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张爱萍会同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二机部部长刘杰等于1961年10月至11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张爱萍等人都是坚决主张研制尖端武器的。经过深入的调研后，这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给聂荣臻以及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呈送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认为，1962年是最关键的一年，只要中央领导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两三年内，最迟在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这个报告上送后，经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表示同意，并经毛泽东批准，最后确定还是继续上马。这份文件一直在毛泽东手上存放到1962年12月27日，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但从前一页半上那铅笔画下的一道道红色、蓝色的标记看，毛泽东对这件事是多么关切和重视。接着，张爱萍和刘杰以二机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中国核事业开始了新的征程，全国几千个单位大力协同展开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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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导弹反应时间

战略导弹反应时间是指从战略导弹部队接到发射指令至导弹飞离发射装置的时间。它是战略导弹武器系统战术技术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反应时间越短，作战能力越强。战略导弹武器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发射方式、发射准备状态和戒备等级等条件不同，反应时间也不同。缩短战略导弹反应时间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导弹武器系统性能和部队的整体素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下并具有高度自动化测试手段的导弹，反应时间一般为数十秒至数分钟。其中，固体推进剂导弹比液体推进剂导弹反应时间短；导弹发射井发射的导弹比地面机动发射的导弹反应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