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就开始考虑发展自己的导弹技术。但技术瓶颈很难克服。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回国后，这项工作得以有序展开。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1934年从交通大学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1935年8月离开中国，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年后他开始转向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的学习。1936年10月他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他是慕名而来的，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有一位他仰慕已久、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当时冯·卡门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后来被誉为“超声速飞行之父”。冯·卡门第一次见到钱学森时，向他提出几个问题，钱学森思维敏捷而又富于智慧的回答令冯·卡门非常满意。钱学森成为冯·卡门领导的哥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是冯·卡门的得意门生和得力助手。这个实验室后来成为美国火箭技术的摇篮，钱学森就是在这里进行火箭技术研究最早的三名成员之一。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曾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
钱学森回国后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1953年他发表了《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1954年他出版了《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他向冯·卡门辞行时，冯·卡门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超过了我！”
据钱学森回忆，第一个跟他说搞导弹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钱学森回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钱学森就这样到了东北。在哈尔滨，他与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了面。陈赓请他吃了顿晚饭。席间，陈赓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他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
陈赓
事后有人告诉他，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他。钱学森听了很感动。
1955年12月26日下午，钱学森和陈赓到北京医院高干病房，看望彭德怀元帅。三人在交谈中一致认为，别人有了导弹，我们也要发展自己的导弹。
其实，早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5周年活动时，毛泽东就曾请苏联帮助我国发展导弹、核武器，但赫鲁晓夫一口回绝。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钢铁产量只有几十万吨，工业基础就连制造飞机、军舰、火车和汽车都十分困难，更别说制造导弹了。要想在一个科学技术水平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白手起家地发展导弹技术不是一件易事。当时国内对是否研制导弹有两个声音。一个是等等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100多项重大工业项目的建设，都是以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为基础的。我们的技术水平低，不可能独立起步进行工业建设，导弹技术在国际上又是新兴项目，国内的技术人员除极个别“海归”外，都没有看见过导弹。勉强上马，必然造成浪费，不如先看清楚别人是怎么搞的再说。另一个是应该上马。任何新的技术产品，都是从无到有，经由“没有人看见过”的状态开始的。如德国的V-2导弹，在开始研制时，它的总设计师布劳恩也一定没看见过实物，而只是提交论证报告，经批准后进行研制。他从1936年开始，6年后实现初次成功发射。我国虽然技术落后，但中国技术人员在1956年的水平，不会比德国人20年前的水平低。而且已知导弹是可以造出来的，只要下定决心，共同努力，一定可以成功。就在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国外报纸杂志披露，美国人已获得了德国V-2导弹的技术资料和科技人员，仿制成功，并制成了新的“下士”导弹。
有一次叶剑英元帅在家请钱学森夫妇吃饭，陈赓也在。吃完饭，他们说找周恩来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见到总理后，叶剑英、陈赓向总理汇报搞导弹的事。总理叫钱学森写个材料，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总理在西花厅参加了一次会，会上把研制导弹的事定了下来。
叶剑英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向国务院报送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从组织领导、科学研究、设计和生产等多方面，对发展我国的导弹技术提出了宝贵建议。《意见书》题目中的“国防航空工业”，指的就是导弹武器，之所以用这个提法，完全是出于保密的考虑。钱学森的《意见书》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当时中国已有一批导弹专家和核物理专家，却缺乏制作“两弹”的材料。钱学森表示材料困难程度大，如苏联能帮助解决便可使工作进度大大提前。1956年苏共召开的“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东欧随之发生政治动荡，苏共中央主席团内又掀起“倒赫”风潮。此刻国际形势的变化使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
1956年2月下旬，为了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包括聂荣臻在内的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始导弹和核武器的研究。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主题是关于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钱学森在会上做了《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重要报告。会议决定组建由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任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作为导弹航空事业的领导机构，直属国防部。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聂荣臻开始组织领导研制“两弹”的工作。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聂荣臻
这一年，主管国防科研的聂荣臻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其中要求研制射程500～600千米的地对地导弹。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任务后，反复考虑，认为首先要组建研究机构及组织科技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聂荣臻在与一些著名科学家座谈、论证的基础上，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成立导弹研究、管理机构。1956年4月18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谋求苏联在国防新技术装备、实物样品、资料以及技术专家等方面给予技术援助。周恩来圈阅该报告后，于1956年5月26日专门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研究了聂荣臻的意见，确定由航空委员会负责组建国防部导弹管理局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在航空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任务。聂荣臻还明确提出了建立五院的三条原则，并经毛泽东批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充分利用国外已有的科学成果。明确了五院的工作方向。
为了缩短我国导弹技术起步阶段的摸索过程，1956年8月，李富春副总理写信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希望苏联政府“在建立和发展导弹制造事业方面给中国以全面援助”。
1956年初秋，李富春率贸易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再次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发展导弹、核武器，克里姆林宫则干脆不接话茬。但为表示友好姿态，又同意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中先抽调50人改学导弹、核武器的专业技术知识。10月，航空工业委员会组建了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解放军第466医院简陋的食堂里，聂荣臻对坐在台下的200多人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王诤、刘秉彦任副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会上，聂荣臻说，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随后，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彭桓武、郭永怀等一批杰出科学家，先后走进了导弹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行列。中国导弹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11月，中国又决定设立由宋任穷任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www.xing528.com)
五院刚成立时，中苏双方曾就建立和发展我国导弹技术进行谈判，但苏联不愿提供全面援助，只同意接收50名火箭专业留学生和提供两发供教学用的P-1导弹，即苏联仿制的德国V-2导弹。1956年12月25日，钟夫翔和林爽等作为中方代表，与苏方代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商谈苏制两发P-1液体近程弹道导弹的移交程序及其实物讲解等问题。12月29日，中苏双方举行了交接、验收及签字仪式，钟夫翔和林爽等出席了仪式。1957年1月2日，钟夫翔、林爽等又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行商谈P-1导弹授课计划及有关问题。五院的科技人员在老专家的指导下，利用苏联提供的两发P-1导弹实物，进行了测绘、通电试验和取样分析，增加了对导弹的感性认识。
1957年6月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的支持下，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击败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政治局委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并寻求支持。毛泽东主持中央开会研究后，考虑到赫鲁晓夫是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决定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利用这一机会，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与苏方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即代表政府答复同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表明，赫鲁晓夫不顾苏联军方坚决反对，拍板决定了对华提供核技术援助。1957年9月7日，以聂荣臻为团长的31人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实际上是国防新技术代表团）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赴苏联谈判。钱学森是代表团重要成员。途中，聂荣臻问钱学森：“造苏联的P-2导弹，你有把握吗？”
钱学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聂荣臻接着问：“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
钱学森
钱学森想了一下，说：“不是有一句谚语‘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聂荣臻又问钱学森：“如果没有外援，可以在七八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无控制火箭，那如果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能否提前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来？”
钱学森回答说：“也许不用5年。”
中苏从9月9日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正式谈判。苏联方面主谈的是别尔乌辛和国防部一位中将。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中苏双方都受到了克格勃的监视。中国代表团分别下榻于别林斯基大街别墅和苏维埃宾馆的大门口，专门有一个克格勃中校坐在那里，了解代表团成员的行踪以及苏联人的进出。中国代表团由于事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拟定了周详的应对措施，因此，分头取得了一些进展。20多天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协定草案。聂荣臻立即派宋任穷带着这份协定草案回国向中央汇报。宋任穷昼夜兼程，连倒几次航班才飞回北京。他一下飞机，就直奔中南海。随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一起开会讨论了这个草案，提了一些局部的修改意见之后，便予以批准。该草案也获得了苏联方面的批准。10月15日，中苏两国的代表团举行签字仪式，聂荣臻和别尔乌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按照《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提供几种导弹的全部技术资料，帮助研究生产原子弹、导弹并提供样品，出售核工业设备，并派遣专家来华协助仿制工作。这是苏联在历史上给予中国最重要的一次战略性援助。聂荣臻对此特别指示说：“有了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可以加速导弹事业的发展，但我们不要忘记自力更生。在仿制每一类型导弹（弹道、防空、海防）时，要吃透它的设计理论。仿制成功后立即开展自行设计战术指标更高的同类国产导弹。”
赫鲁晓夫还邀请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节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毛泽东答应前往。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赴苏联参会，给予赫鲁晓夫很大的支持。其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发表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讲演。
正是在这次访苏之际，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面对毁灭整个地球的可能，核武国家在考虑是否走向正面冲突的时候势必将会投鼠忌器。而毛泽东立即反驳说：“原子弹并没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许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 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杰里帕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毛泽东一回国，就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介绍了访苏的基本情况和当前国际形势之后，严肃指出：“苏联这张核保护伞靠不住，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核武器这个东西。”发展核武器和组建战略导弹部队驶入了快车道。
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重要讲演
知识卡
战略导弹武器系统生存能力
战略导弹武器系统生存能力是指战略导弹武器系统遭袭击后还具有的作战能力。通常用生存概率表示，是衡量战略导弹武器系统作战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主要取决于导弹武器的反应时间和机动能力、伪装程度和被发现概率、导弹数量和阵地配置密度、战略侦察和反导系统的防御能力，以及导弹武器和阵地加固水平等。提高生存能力的主要措施有：研制部署小型化高机动性能的战略导弹武器系统；采用隐身技术等手段严密防护和伪装；提高戒备率，采用机动灵活的发射方式，缩短反应时间；合理配置阵地，进行抗核加固；提高战略侦察预警能力和建立反导系统，及时拦截来袭导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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