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的法律问题研究成果

1.探究汇率反倾销制度的基本原理

这一题材尚未被国内外学者深度发掘，我们旨在通过对当时的代表性的国家建立的汇率反倾销制度的翔实考证，发掘和提炼汇率反倾销制度的基本要素，并提取出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构建汇率反倾销制度可资借鉴的合理要素，进而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中国应对他国汇率低估所造成的汇率倾销的制度建构构想与方案，为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如何实行汇率反倾销提供依据和借鉴。在实现这一研究的构想中，我们需要着重解决以下方面的重要问题：

第一，探究汇率倾销与反倾销的原理和机制。建立中国的汇率反倾销制度，离不开对汇率倾销的原理和机制的探讨和揭示。我们对汇率倾销的原理和机制的探究，主要分解为两部分，一方面，在“两战”之间的历史背景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下，探究汇率倾销在起源时的原理和实现路径；此后，在当今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货币体系下，对汇率倾销的原理和实现路径做出进一步发展。对于汇率倾销的原理和实现路径的探究，将依“两战”之间和现今两个不同时空背景分为两个部分。

第二，探究汇率反倾销的实施条件和反倾销措施。我们着重考察“两战”之间各国汇率反倾销立法，对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汇率反倾销制度对汇率倾销的认定条件和反倾销措施的规定进行历史考证，着重对汇率倾销的幅度的计算这一难题进行考察、提炼和总结，以期在弥补国内外在此领域研究不足的同时，从历史先例中寻求、提取可资中国借鉴的一些合理要素。

2.探究汇率反倾销制度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我们将在前文考证和研究的基础上，首先论证在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他国对中国实施以汇率倾销为代表的不当货币及贸易行为之挑战，而现行WTO一篮子协议和《IMF协定》的相关规定并不囊括汇率倾销，换言之，WTO一篮子协议和《IMF协定》现行制度无法为遭受汇率倾销的中国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其次，结合“两战”之间各国建立的汇率反倾销制度，探究中国在面临他国实施汇率倾销的情况下可以借助的国际法解决路径，在此基础上，我们对WTO和IMF提出改革建议，以在国际法层面上应对汇率倾销；最后，在国际法解决路径可能因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等原因而无法实现或迁延日久的情况下，探寻解决汇率倾销的国内法路径，如果国际社会不能通过对WTO一篮子协议和《IMF协定》的修改或创立新的国际法律制度以有效应对汇率倾销，中国根据国家主权原则，有权通过单边立法的方式采取汇率反倾销措施，并就汇率反倾销的立法形式、汇率反倾销的实施条件、汇率倾销幅度计量的方法和汇率反倾销的主管机关设置四个方面给出了建议。

由于现行国际法律制度不能有效制止汇率倾销，因此，我们以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中国汇率反倾销制度的构建为出发点和归宿，通过考证和借鉴“两战”之间盛行的汇率反倾销制度，挖掘这一制度中应对和解决不当货币及贸易行为的合理要素，以为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汇率反倾销制度的构建提供借鉴。完成这一任务的进路主要有以下思路节点：

（1）以汇率倾销的原理、实现路径及汇率倾销的不正当性为认知基础。汇率反倾销的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是由汇率倾销的原理、机制、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因此，如果只考察制度设计而不问汇率倾销的原理和机制，那我们的研究毫无疑问将流于形式，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我们将以较大篇幅探究汇率倾销在“两战”之间的原理和机制，同时，由于“两战”之间的国际货币体系有别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因此，还需要在探究“两战”之间汇率倾销的原理和机制的基础上，在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背景下对汇率倾销的原理和机制进行进一步发展，使之适应当前的形势。只有如此，才能够对人民币国际化后的中国如何面对他国实施的汇率倾销提出自己的建议。

（2）以“两战”之间盛行的汇率反倾销制度为考察与借鉴对象。如何构建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的汇率反倾销制度，需要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实际出发，并进行必要的历史借鉴。鉴于汇率倾销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没有出现，自然也不是各国法律包括反倾销制度瞄准的主要对象，但沿着历史的长河溯流而上，“两战”之间这一历史时期，各国之间的汇率竞争性贬值和贸易战频发，各国频频遭受他国实施汇率倾销的侵害，由于缺乏相应的国际法律机制，世界上许多国家先后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对汇率倾销进行了规定，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建立汇率反倾销制度的浪潮，也是迄今唯一一次浪潮。因此，我们选择以对“两战”之间各国国内法规定的汇率反倾销制度进行考察。(www.xing528.com)

当时这些国家的汇率反倾销规定都建立在反倾销的一般机理之上，因此，具有共同或共通之处。然而，另一方面，各国对汇率反倾销的理解和需求不同，各自面临的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这些规定又各有特点。鉴于这样的情况，我们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汇率反倾销制度进行抽象和归纳，以图得出汇率反倾销的实施要件。此外，还考察了当时各国应对汇率倾销的反倾销措施。

（3）以汇率低估及其衡量为汇率反倾销论述的侧重点。我们的研究意图在于对“两战”之间的汇率反倾销制度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寻求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探究在他国对中国实施汇率倾销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采取的法律对策。因此，我们的论述将有所侧重。在实体法范畴，汇率反倾销主要包括4个实施要件：一是存在汇率低估；二是存在倾销行为；三是倾销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四是倾销和损害之间具有因果联系。汇率反倾销与主要由一般反倾销构成的现行反倾销制度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个实施要件——存在汇率低估，而后三个实施要件则与现行反倾销制度区别不大。在程序法范畴，由于“两战”之间汇率反倾销制度缺乏对程序的规定，并在当时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鉴于此，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实体法中与现行反倾销制度存在较大差别的汇率反倾销的第一个实施要件上，着重论述如何认定存在汇率低估这一要件，同时对汇率反倾销的立法形式和主管机关的设置也做重点关注。

（4）以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中国汇率反倾销制度的构建为落脚点。虽然对“两战”之间盛行的汇率反倾销制度进行考证、考察具有本身的法史学价值，但我们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力图通过这一考证、考察，挖掘出其对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建立中国汇率反倾销制度的价值，从而服务于这一制度的构建。虽然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中国的汇率反倾销制度需要扬弃“两战”之间盛行的汇率反倾销制度的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但也可从中获得某些有益的经验借鉴。因此，我们正是以史为鉴，寻求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中国的汇率反倾销制度之解。

“汇率反倾销”是指一国对于他国因汇率严重低估而给其出口产品带来的不正当国际竞争优势和贸易利益，以反倾销的方法的进行抵消或抵制的行为。虽然“汇率反倾销”这一表达词语似乎存在值得探究之处，但鉴于语言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因此，在“汇率反倾销”已获较为普遍适用的情况下，我们亦采用此种表达。

在20世纪20—30年代，由于各国，特别是列强之间激烈的经济利益冲突难以消弭，各国在兵戎相见，投入“二战”之前，广泛地开展了货币战、汇率战和贸易战，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国际经济交往。当时货币战、汇率战和贸易战的一个主要体现形式就是，各国以汇率低估的手段使本国产品在他国或国际市场上进行倾销，此即汇率倾销。与此同时，各国还对他国在本国市场上进行的汇率倾销，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或修改原有制度，进行抵消和抵制，开展汇率反倾销和汇率反补贴（当时各国普遍将汇率反补贴寓于汇率反倾销之中，故在这一时期汇率反倾销通常包含了汇率反补贴）。可见，在彼时，各国一方面进行着汇率倾销，另一方面同时进行着汇率反倾销。

虽然许多国家在实施汇率倾销的同时实行的汇率反倾销具有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色彩，但是，在当时汇率倾销等不正当贸易行为充斥世界的生态下，任何一国如不建立汇率反倾销制度，实行汇率反倾销，本国产业和经济就会有因受到他国不当贸易行为的碾压而陷于备受摧残的危险，甚至会有毁灭之虞。从这一意义上讲，当时盛行的汇率反倾销制度，至少是一些国家的汇率反倾销制度，具有保护本国产业和经济免受他国汇率倾销之害的贸易及产业救济的性质，因此，对“两战”之间的汇率反倾销制度进行考证和研究，对于抵制他国借助汇率低估从事不正当的贸易行为，维护国际市场的公平竞争，具有重要价值。

现如今，美国近年来一直指责一些国家包括中国，通过贬值货币或汇率低估以取得对美国不正当竞争优势。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有关汇率低估、汇率倾销、汇率补贴的指责和争执愈加激烈，似有重演“两战”之间的汇率战、货币战和贸易战之势。特别是，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度发展和逐步实现，在汇率倾销和汇率补贴没有被“二战”之后建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和现今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法律制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IMF协定》）涵盖的情况下，如何对他国利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低估本国汇率实行其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倾销的不当货币及贸易行为进行防范和抵制，就成为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法律问题。在此情形下，“两战”之间一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反倾销制度中的合理要素，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应对他国的不当货币及贸易行为提供些许借鉴。

鉴于此，我们以尚未被国内外学者深度发掘的“两战”之间的汇率反倾销制度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对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建立的汇率反倾销制度的具体而翔实的考证，发掘和提炼汇率反倾销制度的基本要素，并借助与现行的一般或商品反倾销制度进行适度比较，提取出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构建汇率反倾销制度可资借鉴的合理要素，进而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中国应对他国汇率低估所造成的汇率倾销的制度建构构想与方案，为中国在人民币国际化条件下如何实行汇率反倾销中提供依据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