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戏剧与四大副刊研究

1915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文中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类文体做了一个排序，他认为：

“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至若散文，素不居文学重要地位。”^[169]

陈独秀的观点是否经得起推敲我们这里暂且不论，后来“五四”中国文坛的实际情形却是“素不居文学重要地位”的散文成就最高，最受推重的戏剧却不尽如人意。其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胡适所说的戏剧革新的成分“比小说和散文大的多”恐怕是首要原因。然而，尽管戏剧是四大类文体中成就最小的一种文体，“四大副刊”对于戏剧改革的热情与扶持并不亚于其他三大类文体。“四大副刊”上对于戏剧改革与戏剧实践的有益探索，为30年代戏剧结出硕果做了铺垫工作。

1.戏剧改革的理论探讨

自陈独秀提出“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170]这一观点，戏剧在“五四”文坛一直被看作是最高的文体形式，这在“四大副刊”上的戏剧探讨文章中亦有所体现。宗白华便认为：“戏曲的艺术是融合抒情文学和叙事文学而加之新组织的，他是文艺中最高的制作，也是最难的制作。”^[171]谢六逸在《对于戏剧家的希望》中也提出：“在文学里，戏剧比较小说、诗歌的位置高些。”^[172]

戏剧既然如此重要，戏剧改革自然是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首倡戏剧改革的《新青年》曾出过两次戏剧专号——“易卜生号”与“戏剧改良号”，专门讨论戏剧改革问题，主张彻底推翻旧式戏曲。“四大副刊”上关于戏剧改革的理论探讨也有不少，但与《新青年》同人的观点却不尽相同。1920年3月，宗白华在《学灯》上发表《戏曲在文艺上的地位》一文，文中提出：“中国戏曲改良的一件事，实属非常困难。一因旧式戏曲中人积习深厚，积势洪大，不容易肯受改良运动。二因中国旧式戏曲中有许多坚强的特性，不能够根本推翻，也不必根本推翻。所以我的意思，以为一方面固然要去积极设法改革旧式戏曲中种种不合理的地方，一方面还是去创造纯粹的独立的有高等艺术价值的新戏曲。”^[173]宗白华所说的这两种途径实际上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观点，在“四大副刊”上则集中地表现为对于“爱美”剧与“国剧”的倡导。

（1）“爱美”剧的倡导

宗白华所谓创造纯粹独立的新剧其实国人早已进行过积极的尝试。1907年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组织的春柳社正式成立，借鉴西方以言语、动作为主要手段的演剧形式，排演了《茶花女》第三幕及《黑奴吁天录》等戏剧，拉开了“文明新戏”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序幕。此后，文明戏也曾流行了一段时间，但由于文明戏早先过于注重政治教化的功能，后又转向娱乐性与商业化，未能重视戏剧自身的审美特性，最终走向了衰落。

1920年10月，汪仲贤在上海主持演出萧伯纳名作《华伦夫人之职业》，该剧被看作是“纯粹的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174]，然而，演出却遭到惨败。面对一系列失败，人们开始了新的思索，究竟该如何创造纯粹独立的新剧？

在这个问题上戏剧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先提倡“爱美”剧，“做将来职业的戏剧底基础、墙脚、导火线”^[175]；一种则“绝对主张职业的戏剧”^[176]，认为“爱美的戏剧家无论有如何的天才，艺术上总不能如职业的戏剧家那样天天练习的精”，职业的戏剧“吸引娱乐的力量比由爱美的戏剧所造成的恐怕要大得多。”^[177]

其实正如陈大悲在《〈爱美的戏剧〉概论》中所指出的：职业的戏剧与爱美的戏剧，“一样都是表演文学上有价值的剧本，一样都注重舞台上底艺术，都有安慰人底精神、指引精神向上的作用，根本上并无什么区别。所不同者，就只是组织分子，以不以戏剧为职业而已”^[178]。因此，职业的戏剧与爱美的戏剧最大的不同是在戏剧表演及组织实践方面，在剧本创作与理论上有许多东西是共同的。

“爱美”剧在理论上最重要的成果是陈大悲编著的《爱美的戏剧》，此书自1921年4月20日至9月4日陆续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22年4月，《晨报》社又出版了单行本。陈大悲写作此书参考了“雪尔敦·陈鼐底《剧场新运动》（Sheldon Cheney's‘The New Movement in the Theater’）、爱默生·泰勒底《爱美的舞台实施法》（Emerson Taylor's‘Practical Stage Directing for Amateurs’、维廉·兰恩·佛尔泼底《二十世纪的剧场》（William Lyon Phillip's‘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ater’）等几部书”，“其余还有四五种参考书”^[179]。全书分“概论”、“选择剧本的讨论”、“爱美的剧社组织法”、“爱美的戏剧排演法”、“演剧人必备的资产”、“爱美的化妆术”、“爱美的舞台与布景”、“结论”几个部分，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爱美”的戏剧，“向爱美的剧团提供了一把打开戏剧艺术大门的钥匙”，“在中国话剧萌芽阶段具有雪里送炭的意义”^[180]。

（2）《剧刊》与“国剧”运动

1926年6月17日，一批留美归国的留学生余上沅、赵太侔、熊佛西等人联络徐志摩，借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创办了《晨报·剧刊》。徐志摩在《剧刊始业》中将《剧刊》的宗旨概括为四点：“第一是宣传：给社会一个剧的观念，引起一班人的同情与注意”；“第二是讨论”；“第三是批评与介绍：批评国内的剧本，已有的及将来的，介绍世界的名著”；“第四是研究：关于剧艺各类在行的研究”^[181]。从《剧刊》的实际情形看，它基本上践行了徐志摩所提出的宗旨，侧重于戏剧理论上的研究、讨论、介绍与宣传。《剧刊》第一期打头阵的文章是赵太侔的《国剧》，赵太侔在文中概述了当时关于戏剧改革的不同主张：

凡一谈到中国戏剧的改革问题，就有几种分歧的意见。一派主张旧剧根本要不得，绝无改良的余地，只可听他自生自灭；还是拿话剧来代替他，或另外创造一种新剧，反觉直接了当些。一派主张话剧是贩来的东西，决不能替代固有的艺术；就在观众方面，新剧也敌不过旧剧之受欢迎。主张保存旧剧的人，又有一部分主张改良，一部分主张保守本来面目。这些主张都有使人不敢同意的地方。^[182]

那么，赵太侔究竟持何主张呢？赵太侔认为：首先，“从广泛处来讲，西方的艺术偏重写实，直描人生；所以容易随时变化，却难得有超脱的格调。它的极弊，至于只有现实，没了艺术。东方的艺术，注重形意，义法甚严，容易泥守前规，因袭不变；然而艺术的成分，却较为显豁。不过模拟既久，结果脱却了生活，只余了艺术的死壳。中国现在的戏剧到了这等地步”^[183]。其次，“旧剧的价值自有它特出之点，是不能不承认的”^[184]。“旧剧动作的精彩处，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比如现在常演的《夜奔》《问樵》等剧，实在是充满了戏剧和诗意。这固然由于聪明的演员别有领会与运用，然也可以想见旧剧动作的价值，旧剧确有改进的可能。”^[185]此外，旧剧的“程式化”，“挥鞭如乘马，推敲似有门，叠椅为山，方布作车，四个兵可代一枝人马，一迴旋算行数千里路，等等”^[186]，都是“应该绝对保存的”，“艺术根本都是程式组织成的”^[187]。第三，“西方有的是创造的方法”，“要救济中国的旧剧，还得借用西方的方法”^[188]。最后，赵太侔提出：“保存了旧剧，并拒绝不了话剧。因为话剧已成了世界的艺术。”^[189]旧剧与话剧，“谁也代替不了谁”，“艺术本来有这样宏量”^[190]。

赵太侔的观点在《剧刊》同人中是很有代表性。比如熊佛西在《我对于今后戏剧界的希望》中也认为：“戏剧就是戏剧，不是戏剧便不是戏剧，没有什么中国旧剧西洋新剧的区别，虽然它们的外形是极端不同，可是骨子里还是同样的东西，只要它们都是艺术。……所以不管它是西洋话剧亦好，中国歌剧亦好，我们总应该将度量放大一点静心的去研究它。”^[191]余上沅在《剧梨终期》中也谈道：“旧戏当然有它独具的价值。那是不可否认的，我的意思，就是要认出它的价值，而予以相当的注意。‘要是’它在外形与内容两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程度，自然可以侪入最高的艺术。太侔的意思也与我大致相似。他主张用西方的长处，来使我们的戏剧丰富。”^[192]

借用西方的方法救济中国的旧剧，肯定中国旧剧的存在与价值，可以说是《剧刊》同人的共同主张。从这一主张出发，《剧刊》刊发了一系列戏剧理论批评文章，比如，熊佛西的《论剧》从戏剧的定义、戏剧与舞台、观众与批评三个方面对戏剧艺术进行了探讨；顾一樵的《话剧》在简略介绍西方话剧的同时重点介绍了谢立敦、易卜生、萧伯纳、高斯华绥的话剧；赵太侔的《光影》、《布景》强调了舞台技术的重要；余上沅的《论戏剧批评》专门论述了戏剧批评的问题，等等。此外，《剧刊》上还翻译了戈登克雷的《剧院艺术》、狄更生的《希腊之悲剧》。遗憾的是，《剧刊》只出了15期，共发表戏剧评论、翻译、剧作及附录约45篇。几年后，“余上沅还从《剧刊》刊载文章中选了29篇辑为《国剧运动》一书，由新月书店出版”^[193]。

“国剧”运动虽是“一个半破的梦”，但《剧刊》同人对于西方戏剧的介绍，对于中国旧剧特有价值的肯定，对于戏剧改革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另外，还应提到的是，“四大副刊”上肯定中国旧剧存在与价值的并不仅仅是《剧刊》同人。在《剧刊》创刊之前，宋春舫发表在《学灯》副刊上的《改良中国戏曲》，就一再强调“歌剧断断不能完全废除”，“歌剧与白话剧是并行不悖的”^[194]。宋春舫所谓歌剧，即指中国传统戏剧。今天看来，这是有历史眼光的。

2.新剧的创作与实践

与诗歌、小说、散文三大类文体相比，新剧剧本的创作（包括翻译）在“四大副刊”上的数量要少得多。1919年，“四大副刊”上只有《晨报》副刊刊登了一个翻译的剧本，1920年之后，刊登的剧本才渐渐多了一些。1920年至1924年是一个小小的高潮，1925年后又明显减少。宗白华在《戏曲在文艺上的地位》中曾提出新剧剧本制作的两种途径：“一是翻译欧美名剧，一是自由创造。”^[195]“四大副刊”上刊登的剧本基本上也分这两种。我们对1920年1月至1924年12月“四大副刊”上刊登的剧本做了一个粗略统计，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1920年1月至1924年12月这三年时间里，“四大副刊”上共刊登剧本96个，其中创作60个，翻译36个。《京报副刊》因1924年12月才创刊，因此数量最少。在1925年一年里，连翻译带创作，《京报副刊》刊发剧本4个，《觉悟》刊发5个，《晨报》副刊只刊发了3个翻译的剧本，《学灯》副刊上一个剧本也未刊发。考虑到五四时期剧本的创作与翻译本身数量有限，“四大副刊”上刊登的剧本实际上数量也不算太少，关键的问题是除了翻译的外国名剧，难以见到高质量的优秀剧本。

“四大副刊”上最著名的剧作家要数“话剧先锋”陈大悲。他在《晨报》副刊共发表剧本12个，创作8个，翻译4个，其中《英雄与美人》、《幽兰女士》等在当时影响极大。杨邨人在《现代中国戏剧史》中说：“陈大悲的剧本如《英雄与美人》等为全国各学校剧团所采用，成为几年中普遍的现象。”^[196]但陈大悲剧作带有文明戏的痕迹，过于追求刺激性与情节的离奇，“偶然的因素超过了现实的可能性，主题的意义便无形地削弱了”^[197]。“四大副刊”上其他较知名的剧作家如熊佛西、蒲伯英等人的剧作也都较为幼稚。

然而，“四大副刊”尤其是《晨报》副刊在“爱美”剧的推广与普及上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晨报》副刊上与戏剧有关的栏目是“四大副刊”中最多的，“剧本”、“剧谈”、“剧评”、“戏剧研究”等交错出现，1922年1月1日，《晨报》副刊又为“爱美”剧专辟一栏《爱美的消息》，其栏目说明曰：“为重视爱美的戏剧起见，特开爱美的消息一栏，专登各地爱美的剧社之演作情形，困难问题，以及研究讨论的结果等稿件。”^[198]《爱美的消息》共出11期，主要是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对戏剧界动态的报告，比如《关于“戏剧月刊”的报告》、《新中华戏剧协社简章》、《千呼万唤的“戏剧”今日出版了！》等，一是对“爱美”剧的剧本、演出信息的宣传介绍。比如：《旧历新年中爱美的剧场》一方面向读者通报旧历新年中“爱美”剧的演出信息，一方面将表演的主要剧目《良心》与《幽兰女士》的说明书登载出来。其他如《“爱美”的新年》、《女高师游艺会新剧说明》、《北大平民学校学生将要演剧了》、《陕西人与爱美的戏剧》等都属这种宣传广告。

除《爱美的消息》，《晨报》副刊的“剧评”、“剧谈”栏目还时常发表关于“爱美”剧表演情况的评介。比如《幽兰女士》上演之后，“剧评”、“剧谈”连续刊发了《评高师剧团演的“幽兰女士”》、《看了高师“幽兰女士”戏剧后几个零零碎碎的疑问》、《评〈评高师剧团演的“幽兰女士”〉》、《看过高师演“幽兰女士”以后》等文，对高师的演出进行讨论。其他如《一月二十九夜高师所演之“良心”》、《我对于“孔雀东南飞”底提议》、《我底反对时装的“孔雀东南飞”的意见》等都是结合当时的演出剧目进行的评论。

演出前有宣传介绍，演出后有讨论评议，这无疑为“爱美”剧的推广起到了造势的作用，同时通过讨论达到了切磋剧艺的目的。

1922年6月，陈大悲在《晨报》副刊发表《爱美的戏剧之在北京》，记述了“爱美”剧的起因、盛况及存在的隐忧，文中说：

爱美的戏剧在北京城里初出现的时候是民国九年九十月间。……当时演剧底近因是为要筹赈灾的款子，其远因却因为《新青年》杂志及各处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报纸上常常有讨论戏剧的文字……

就已往而论，爱美的戏剧底最盛时代自然要算今年春间了。新旧历年中几乎天天都有新剧。男女高师，清华，北大，中大等学校相继开演。有的是为筹平民小学底经费。有的是为集金赎路。有的是为补助童子军底经费。为新剧团体自身筹款而演剧的只有两次。两次筹来的款直到如今尚没有花过一个钱在购买戏剧书籍或是舞台装饰的试验上！……

爱美的戏剧在北京社会里为平民学校、水旱兵灾、赎路基金、童子军等种种事业尽过许多力，北京社会酬报爱美的戏剧的是些什么？公有的爱美的剧场在哪里？哪一个爱美的剧社购备过关于剧学的书籍？……^[199]

文章认为“爱美”剧“已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呼吁爱美的同志们努力再努力。从陈大悲的记述中我们可见“爱美”剧的艰难，而《晨报》副刊对初期话剧运动——“爱美”剧的支持则更显得弥足珍贵。

【注释】

[1]杨义：《流派研究的方法论及其当代价值》，《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2]参见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77页。

[3]萧乾：《老报人絮语》，《玉渊潭漫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4]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64—68页。

[5]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6]郭沫若：《学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6页；《我的作诗的经过》，王训昭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81页。

[7]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8]《女神》共分三辑，收57篇作品，其中有47篇是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先后发表的。

[9]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73页。

[10]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王训诏等编《郭沫若研究资料》（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283页。

[11]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68页。

[12]参见张黎敏：《〈时事新报·学灯〉：文化传播与文学生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附录四：郭沫若在〈学灯〉发表的作品》，2009年，第220—226页。

[13]冰心：《冰心全集自序》，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4]指冰心最初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两篇杂感：《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晨报》第七版，1919年8月25日；《“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晨报》第七版，1919年9月4日。

[15]冰心：《冰心全集自序》，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43—144页。

[16]冰心：《冰心全集自序》，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44页。

[17]冰心：《回忆“五四”》，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74页。

[18]冰心：《冰心全集自序》，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45—146页。

[19]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20]许钦文：《卖文六十年志感》，转引自龙渊、高松年《许钦文及其散文创作》，《湖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3期。

[21]参见鲁迅：《〈幸福的家庭〉篇末附记》，《妇女杂志》第十卷第三号，1924年3月1日。

[22]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19页。

[23]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24]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哭鲁迅先生》，转引自王德林《一个“笑嘻嘻，善于催稿”的编辑——鲁迅与著名报人孙伏园》，《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25]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哭鲁迅先生》，转引自王德林《一个“笑嘻嘻，善于催稿”的编辑——鲁迅与著名报人孙伏园》，《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26]孙伏园：《三十年前副刊回忆》，《文艺报》，1950年第16期。

[27]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5页。

[28]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8—380页。

[29]陈漱渝：《从孙伏园的编辑工作谈起》，《出版工作》，1979年第10期。

[30]孙伏园是周作人在绍兴做中学教员时的学生，1918年孙伏园到北大做旁听生时，周作人曾替孙伏园写信给陈独秀。

[31]徐志摩：《罗素与中国——读罗素著〈中国问题〉》，《晨报副镌》，1922年12月3日。

[32]徐志摩：《印度洋上的秋思》，《晨报副镌》，1922年12月29日。

[33]顾永棣：《徐志摩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546页。

[34]赵景深：《志摩师哀辞》，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26年，第1页。转引自吴静博士学位论文《〈学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35]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36]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37]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38]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39]徐志摩：《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晨报副刊》，1925年10月1日。

[4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92—193页。

[41]鲁迅：《致董永舒》，《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12页。

[42]叶圣陶：《叶圣陶选集·自序》，《叶圣陶选集》，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第7页。

[43]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56页。

[44]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丁玲文集》第5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8页。

[45]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69页。

[46]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晨报》第七版，1920年11月15日；《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19日。

[47]周作人：《读〈草堂〉》，《晨报副镌》，1923年1月12日。

[48]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77页。

[49]茅盾：《自动文艺刊物的需要》，《时事新报·学灯》，1923年5月2日。

[50]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519—546页。

[51]丁玲：《鲁迅先生于我》，《丁玲文集》第五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52]丁玲：《我景仰的邵力子先生》，《和平老人邵力子》，长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53]丁玲：《鲁迅先生于我》，《丁玲文集》第五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54]丁玲：《鲁迅先生于我》，《丁玲文集》第五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55]丁玲：《鲁迅先生于我》，《丁玲文集》第五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56]阿英：《〈谢冰心小品〉序》，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400—401页。

[57]郑伯奇：《批评郭沫若的处女诗集〈女神〉》，连载于《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8月21日—23日。

[58]谢康：《读了〈女神〉以后》，《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转引自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59]冯至：《我读〈女神〉的时候》，《诗刊》，1959年第4期。

[60]冰心：《回忆“五四”》，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74页。

[61]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62]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6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9页。

[64]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晨报》第七版，1920年1月8日。

[65]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晨报副镌》，1922年1月22日。

[66]叶圣陶：《文艺谈·十一》，《晨报》第七版，1921年3月20日。

[67]叶圣陶：《文艺谈·十一》，《晨报》第七版，1921年3月20日。

[68]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4日。

[69]袁国兴：《文体意识的建构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从话剧与现代戏曲的关系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70]宗白华：《新诗略谈》，《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9日。

[71]胡适：《谈新诗》，《星期评论》，1919年10月。

[72]王泽龙：《2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初探》，《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4期。

[73]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副刊》，1926年4月1日。饶孟侃：《再论诗的音节》，《晨报副刊》，1926年5月6日。

[74]徐志摩：《诗刊弁言》，《晨报副刊》，1926年4月1日。

[75]饶孟侃：《新诗的音节》，《晨报副刊》，1926年4月22日。

[76]饶孟侃：《新诗的音节》，《晨报副刊》，1926年4月22日。

[77]饶孟侃：《新诗的音节》，《晨报副刊》，1926年4月22日。

[78]饶孟侃：《新诗的音节》，《晨报副刊》，1926年4月22日。

[79]饶孟侃：《新诗的音节》，《晨报副刊》，1926年4月22日。

[80]饶孟侃：《新诗的音节》，《晨报副刊》，1926年4月22日。

[81]饶孟侃：《新诗的音节》，《晨报副刊》，1926年4月22日。

[82]饶孟侃：《新诗的音节》，《晨报副刊》，1926年4月22日。

[84]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www.xing528.com)

[85]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

[86]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

[87]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

[88]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

[89]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

[90]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

[9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1926年5月13日。

[92]王泽龙：《2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音节诗学初探》，《学习与探索》，2004年第4期。

[93]宗白华：《新诗略谈》，《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9日。

[94]宗白华：《新诗略谈》，《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9日。

[95]宗白华：《新诗略谈》，《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9日。

[96]宗白华：《新诗略谈》，《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9日。

[97]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镌》，1922年5月28日。

[98]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镌》，1922年5月28日。

[99]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晨报副镌》，1922年5月28日。

[100]周作人：《丑的字句》，《晨报副镌》，1922年6月2日。

[101]梁实秋：《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晨报副镌》，1922年6月25日。

[102]梁实秋：《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晨报副镌》，1922年6月25日。

[103]梁实秋：《读仲密先生的〈丑的字句〉》，《晨报副镌》，1922年6月25日。

[104]周作人：《情诗》，《晨报副镌》，1922年10月12日。

[105]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

[106]胡梦华：《读了〈蕙的风〉以后》，《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0月24日。

[107]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晨报副镌》，1922年11月1日。

[108]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晨报副刊》，1926年3月27日。

[109]参见刘增人、冯光廉编：《叶圣陶研究资料·叶圣陶著译年表》，《叶圣陶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

[110]郁达夫：《女神之生日》，《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2日。

[111]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第4号，1923年6月3日。

[112]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13]孙玉石：《192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述略》，《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114]龙泉明：《20年代小诗概评》，《三峡学刊》，1995年第2期。

[115]龙泉明：《20年代小诗概评》，《三峡学刊》，1995年第2期。

[116]宗白华：《流云》题记，《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6月5日。

[117]周作人：《论小诗》，《晨报副镌》，1922年6月29日。

[118]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119]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70页。

[120]周作人：《新诗》，《晨报》第七版，1921年6月9日。

[121]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

[122]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5号。

[123]朱自清：《短篇小说的性质》，《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20日。

[124]朱自清：《短篇小说的性质》，《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20日。

[125]朱自清：《短篇小说的性质》，《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20日。

[126]朱自清：《短篇小说的性质》，《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20日。

[127]查迅波：《短篇小说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25年8月21日。

[128]包寿眉：《短篇小说之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4月3日。

[129]包寿眉：《短篇小说之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4月3日。

[130]包寿眉：《短篇小说之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4月4日。

[131]包寿眉：《短篇小说之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4月4日。

[132]包寿眉：《短篇小说之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4月4日。

[133]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18日。

[134]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19日。

[135]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19日。

[136]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0日。

[137]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0日。

[138]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0日。

[139]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0日。

[140]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0日。

[141]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0日。

[142]杨鸿烈：《什么是小说？》，《京报副刊》，1924年12月18日。

[14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页。

[144]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8页。

[145]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146]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页。

[147]钱理群、温如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148]姜涛：《“室内作者”与20年代小说的“硬写”问题——以鲁迅〈幸福的家庭〉为中心的讨论》，《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3期。

[149]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4页。

[150]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92页。

[151]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3页。

[152]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153]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154]记者：《杂感第一集》，《晨报副镌》，1923年4月5日。

[155]周木斋：《杂感》，《太白》，第2卷第12期，1935年9月，转引自周海波：《作为知识分子文体的现代杂文》，《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56]记者：《杂感第一集》，《晨报副镌》，1923年4月5日。

[157]胡怀琛：《美文之研究》，《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4月18日。

[158]周作人：《美文》，《晨报》第七版，1921年6月8日。

[159]王统照：《纯散文》，《晨报副镌》，1923年6月21日。

[160]化鲁：《中国的报纸文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11日。

[161]李素伯：《什么是小品文》，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162]参见袁国兴：《文类误读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4期。

[163]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4页。

[164]鲁迅：《估“学衡”》，《晨报副镌》，1922年2月9日。

[165]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5页。

[166]许志英：《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167]周作人：《志摩纪念》，《新月》第4卷第1期，1932年。

[16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8页。

[169]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170]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171]宗白华：《戏曲在文艺上的地位》，《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30日。

[172]路易：《对于戏剧家的希望》，《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2月27日。

[173]宗白华：《戏曲在文艺上的地位》，《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30日。

[174]汪仲贤：《剧谈》，《晨报》第七版，1920年11月5日。

[175]陈大悲：《为什么我没有提倡职业的戏剧——纵的戏剧与横的戏剧运动》，韩日新《陈大悲研究资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43页。

[176]一岑：《我对于戏剧一点意见》，《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2月27日。

[177]一岑：《我对于戏剧一点意见》，《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2月27日。

[178]陈大悲：《〈爱美的戏剧〉概论》，《晨报》第七版，1921年4月21日。

[179]陈大悲：《〈爱美的戏剧〉编述的大意》，《晨报》第七版，1921年4月26日。

[180]韩日新：《陈大悲在话剧萌芽时期的贡献》，《陈大悲研究资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142页。

[181]徐志摩：《剧刊始业》，《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82]赵太侔：《国剧》，《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83]赵太侔：《国剧》，《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84]赵太侔：《国剧》，《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85]赵太侔：《国剧》，《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86]赵太侔：《国剧》，《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87]赵太侔：《国剧》，《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88]赵太侔：《国剧》，《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89]赵太侔：《国剧》，《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90]赵太侔：《国剧》，《晨报·剧刊》，1926年6月17日。

[191]熊佛西：《我对于今后戏剧界的希望》，《晨报·剧刊》，1926年9月9日。

[192]余上沅：《剧梨终期》（二），《晨报·剧刊》，1926年9月23日。

[193]周晓明：《多源与多元：从中国留学族到新月派》，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4页。

[194]宋春舫：《改良中国戏曲》，《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30日。

[195]宗白华：《戏曲在文艺上的地位》，《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30日。

[196]杨邨人：《现代中国戏剧史（节选）》，韩日新编《陈大悲研究资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106页。

[197]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节选）》，韩日新编《陈大悲研究资料》，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第124页。

[198]记者：《爱美的消息》，《晨报副镌》，1922年1月1日。

[199]陈大悲：《爱美的戏剧之在北京》，《晨报副镌》，1922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