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四大副刊的研究成果

鲁迅曾说：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50]。然而，散文的概念和文体规范在当时却十分模糊，以至于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中无奈地表示：“我们的散文，只能约略的说……系除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文体；至于要想以一语来道破内容，或以一个名字来说尽特点，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151]这一方面说明散文这一文体本身的不好把握，另一方面也说明散文的这一概念以及文体规范有待探讨。“四大副刊”上曾出现过一些与散文这一概念相关的概念，比如随感录、杂感、美文、小品文、纯散文等，也有过一些理论探讨，虽未完全厘清这一概念，但毕竟为散文的文体建设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1.散文的概念及特征

（1）随感录·杂感·杂文

随感录这一名称出现在媒体上，最早始于《新青年》。《新青年》自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上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感短论。《新青年》之后，“李大钊、陈独秀主持的《每周评论》，李辛白主持的《新生活》，瞿秋白、郑振铎主持的《新社会》，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都开辟了‘随感录’专栏”^[152]，而“师其意而不袭其名者，更是不胜枚举”^[153]，可见随感录在当时的流行。陈平原所说的“师其意而不袭其名者”，最突出的莫过于杂感，而且杂感这一称呼后来更为盛行，几乎取代了随感录这一名称。比如《觉悟》起初刊登杂文的栏目取名为“随感录”，但自1923年12月起，便将栏目名称改名为“杂感”。《晨报》副刊则自1921年10月起开辟了专门的杂感栏目。1924年《晨报》副刊一则广告上还专门提出：“杂感式文字的老祖宗，自然是‘新青年’上的随感录。”^[154]而杂感实际上都是后来说的杂文。这一点在30年代已经有人意识到了，比如周木斋在《杂感》一文中指出：“现在叫做的杂文，就是过去叫做的杂感。虽然杂文的范围已经比较杂感要扩大些，不但是论说式的，并且有记叙式的了。但不管是什么，总之都先要有所感，所以叫做杂感。比较杂文，还觉要适当些。”^[155]因此，随感录、杂感、杂文在文体规范上并没有实质上的不同。

“四大副刊”上似乎并未出现对杂感这一文体进行探讨的专门文章，倒是《晨报》副刊的一则广告对杂感这一文体的特征予以了描述：

杂感优于论文，因为他比论文更简洁、更明了；杂感优于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尚描写不尚批评，贵有结构而不务直捷，每不为普通人所了解；……杂感虽没有像文艺作品的细腻描写与精严结构，但自有他的简洁明了和真切等文艺价值——杂感也是一种的文艺。^[156]

这一段话虽未能完全准确地道出杂感的文体特征，但它提出的“杂感也是一种的文艺”，“自有他的简洁明了和真切等文艺价值”，还是触及到了杂感这一文体的某些特质的。

（2）美文·纯散文·小品文

1919年4月，《学灯》上刊出了胡怀琛《美文之研究》一文。胡怀琛在文中提出了“美文者，文章含有优美状态者是也”^[157]的论点，这可以说是美文最初的探索成果。1921年6月，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美文》一文，对美文进行了界定。文章提出：

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这种美文似乎在英语国民里最为发达……^[158]

周作人这里的文体概念有点混乱，将艺术性的美文作为论文的子概念显然不合理，学术性的论文与艺术性的美文应属完全不同的文体。他认为美文“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是不错的，但他没有提到描写与议论这两个元素，英国的随笔中其实有不少议论的成分，或许正是因为美文中议论成分的存在，周作人将美文放在了论文的范畴中。

1923年6月，王统照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纯散文》一文。王统照并未对纯散文进行界定，只是提出了纯散文佳者不多的观点。王统照认为：“思想没有确切的根据”、“辞枝及各种语势不得有灵活的用法”、“太偏重理智的知识，没有文学上的趣味”、“没有对纯散文加以提倡”^[159]等造成了纯散文的成就不高。王统照所说的纯散文，显然与胡怀琛、周作人的美文概念是一致的，都是指一种艺术性的散文。而王统照与周作人之所以撰写《纯散文》与《美文》，都是有感于艺术性散文的不够发达，因而撰文提倡。由此我们也可以见出“四大副刊”为艺术性散文所做的努力。

五四时期还出现了一个散文概念，那就是小品文。1922年8月，《学灯》上发表了化鲁的《中国的报纸文学》。文章将报纸上的文艺作品分为：诗歌、小品、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曲几大类。同时，文章指出：“小品文学往往是报纸文学的重要部分”，“所谓小品，是指sketch一类的轻松而又流动的作品，如杂感，见闻录，旅行记，讽刺文等都是”^[160]。化鲁这里所说的小品文，实际上是指的散文。这与三十年代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用小品文来指称散文的用法是一致的。

但小品文在当时还有另一种用法，即将小品文等同于美文。比如李素伯就认为：“所谓艺术性的散文诗似的美文，实就是小品文。”^[161]四大副刊的《觉悟》副刊上，自1923年9月后陆续开设《小品》或《小品文》栏目，但同时设置《杂感》，从刊登的文章看，《小品》或《小品文》栏目刊登的主要是艺术性的散文，即美文。

正如袁国兴在《文类误读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转型》中所说的，“随感录”与“小品文”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初期是两种过渡性文体^[162]。由于处于文体过渡阶段，概念上的模糊混乱也就不可避免。(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议论性的散文在“四大副刊”上被称作随感录、杂感；艺术性的散文在“四大副刊”上被称作美文、纯散文、小品文。“四大副刊”上刊载了一些探讨这两类文体概念及特征的文章，虽说并未完全讨论清楚，但毕竟涉及了这两类散文的一些基本特质，为散文创作的繁荣提供了理论基础。

2.杂感与美文的创作

尽管文体概念不够明晰，但“四大副刊”上杂感与美文的创作还是很兴盛的，取得的成绩也不低。较之美文，杂感的成就更高，是“四大副刊”上最为重要的文体。“四大副刊”中除《觉悟》多年保留了《随感录》这一栏目，《晨报》副刊自1919年9月开辟《杂感·浪漫谈》之后，也始终保留了专门刊发杂感的栏目，或称《杂感·浪漫谈》，或称《杂感》，或称《杂谈》，或称《杂纂》。《学灯》副刊的《杂感》栏目不像《晨报》副刊与《觉悟》副刊那样固定，时有时无，刊发的文章较为有限，1924年1月后才固定下来。然而，《学灯》上的其他一些栏目如《青年俱乐部》、《讨论》等上面也发表一些类似杂感的文章。《京报副刊》不分栏，但它继承了《晨报》副刊的传统，杂感一直是它最重要的文体。

“四大副刊”上最著名的杂感作家无疑是鲁迅和周作人，他们代表着“五四”杂感的最高成就。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这样评价鲁迅和周作人：

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次要之点，或者也一样的重要，但不能使敌人致命之点，他是一概轻轻放过，由它去而不问的。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

两人文章里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163]

如果我们读《晨报》副刊与《京报副刊》上鲁迅、周作人的杂感，对郁达夫的这段评语会有更深切的感受和共鸣，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二人的杂感在两副刊上数量多，能为我们提供大量的范本，而且因为他们二人的杂感常常共时性地出现于这两副刊上。比如在与“学衡派”的论战中，周作人的《〈评尝试集〉匡谬》与鲁迅的《估“学衡”》同为《晨报》副刊上最有分量的文章，但风格却绝然不同。周作人的《〈评尝试集〉匡谬》发表后，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充分肯定周作人的这篇文章。鲁迅在《估“学衡”》开篇却“诧异天下竟有这样迂拘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这地步，还来和《学衡》诸公谈学理”^[164]。鲁迅说的是反话，但也不全是反话，他是不会像周作人那样一一理论的，抓住“学衡派”的几个错处（其他一概轻轻放过），三言两语就致人于死地。

杂感一栏可说是《晨报》副刊的品牌栏目，除了鲁迅、周作人这两位大家，《晨报》副刊上撰写杂感较多的还有孙伏园、江绍原、甘蛰仙、吴稚晖等人，偶尔露面的作家则不计其数。总的来看，《晨报》副刊上的杂感虽也触及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女子参政问题、抵制日货问题、教育问题等，但更多的指向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觉悟》副刊、《京报副刊》上的杂感则更多的指向社会现实。

《觉悟》是“四大副刊”中现实关怀最为浓厚的一个副刊，这也体现在它的杂感上。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劳工问题是其杂感涉及最多的几个问题，现实的战斗性是其杂感最突出的特色。《觉悟·随感录》的撰稿人不像《晨报》副刊那样广泛，主编邵力子常常是亲力亲为，撰写了大量杂感。此外，刘大白、施存统也是两位得力的干将。

《京报副刊》原是对孙伏园时期《晨报》副刊的继承，但它创刊之时，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文化环境都大大恶化了，因而《京报副刊》上杂感的现实性有所增强，“闲话之争”、“三一八”惨案的义愤，等等，使得《京报副刊》的杂感有了更多的现实感。《学灯》由于较为偏重学术，刊发的杂感数量较少。

周作人说：报纸“因为每日出版，适宜于发表杂感短文，比月刊周刊便利得多，写文章的人自然也多起来了”^[165]。这话不错，作为报纸，副刊的版面有限，但由于天天出，用稿量还是很大，特别适宜于发表杂感。因此，《晨报》副刊、《觉悟》副刊的杂感栏目一直是作为品牌栏目来经营的，《京报副刊》也以此为特色，《晨报》副刊还将有价值的杂感选辑成册出版。

美文创作“四大副刊”上不仅在兴盛程度上不如杂感，在时间上也晚于杂感，因此才有周作人、王统照的大力提倡。“四大副刊”上涌现了不少著名的美文作家，比如周作人、冰心、徐志摩、叶圣陶、俞平伯、王统照、朱自清、庐隐、石评梅、陈学昭，等等。其中以周作人、冰心、徐志摩、叶圣陶在这一时期成就最高。

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不少美文，像《山中杂信》、《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等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许志英在《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中这样评价周作人：“周作人对现代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打破‘美文必须用文言’的迷信。”^[166]也就是说周作人对于美文的提倡与身体力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冰心、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也发表了不少美文，冰心的《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徐志摩的《印度洋上的秋思》、《我的祖母之死》、《我所知道的康桥》等，也是不可多得的美文。周作人曾说：徐志摩与冰心的美文“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份，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167]。叶圣陶的散文主要发表在《晨报》副刊与《学灯》上，数量虽不多，但十分独特，如郁达夫所说：“他所特有的风致，却早在短短的几篇文字里具备了。”^[168]

因此，无论对于议论性散文还是艺术性散文的发展，“四大副刊”都是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