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胡适与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

实用主义哲学是20世纪前半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哲学思潮，五四时期也被译作实际主义、实验主义，皮尔士、詹姆斯、杜威是这派代表人物，尤以杜威为集大成者。五四时期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与胡适、杜威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胡适留学美国时曾在实用主义大师杜威门下学习两年，系统地学习了实用主义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回国后不仅自己奉行实用主义哲学，而且积极宣讲推介。1919年3月及5月，为配合杜威来华，胡适在北京、上海分别做了实验主义的演讲，《晨报》副刊、《学灯》副刊、《新青年》等多家报刊刊载他的演讲稿《实验主义》，“在这一时期介绍实用主义的诸多文章中，这篇东西无疑是分量最重的”^[91]。

胡适在演讲中首先指明：实用主义的两个根本观念“第一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第二是历史的态度”，“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永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而“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92]。接下来，胡适分别对实验主义代表人物皮耳士与詹姆士的生平简历及其学说进行了介绍。

在对皮耳士的介绍中，胡适重点介绍了皮耳士《科学逻辑的举例》中的第二章。这一章的标题是“如何能使我们的意思明白”，胡适指出：“这个题目也很可注意，因为这一章是实验主义发源之地，看这题目便知道实验主义的宗旨不过是要寻一个方法来把我们所有的观念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93]胡适援引了此章中皮耳士的一段著名表述：

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东西，必定不能影响人生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认某种观念时有那么些效果，不承认他时又有那么些效果，如此我们就有这个观念的完全意义了。除掉这些效果之外，更无别种意义。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实验主义。^[94]

胡适解释说：“他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一切有意义的思想都会发生实际上的效果。这种效果便是那思想的意义。若要问那思想有无意义或有什么意义，只消求出那思想能发生何种实际的效果；只消问若承认他时有什么效果，若不认他时又有什么效果。若不论认他或不认他，都不发生什么影响，都没有实际上的分别，那就可说这个思想全无意义，不过是胡说的废话。”^[95]

在对詹姆士的介绍中，由于詹姆士的新心理学是实验主义心理学的基础，胡适先简略讲述了詹姆士的新心理学，然后重点介绍了詹姆士在《实验主义》一书中对实验主义的论述，并特别说明此书“不全是他（詹姆士）一个人的学说，乃是他综合皮耳士、失勒、杜威、倭斯韈（Ostwald）、马赫（Mach）等人的学说，做成一种实验主义的总论”^[96]。胡适指出：“詹姆士讲实验主义有三种意义。第一，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论；第二，是一种真理论（Theory of Truth）；第三，是一种实在论（Theory of Reality）。”实验主义的根本方法是“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实验主义的真理论是一种“历史的真理论”，“注重点在于真理如何发生，如何得来，如何成为公认的真理”；实验主义的实在论“以为实在还正在制造之中，将来造到什么样子便是什么样子”^[97]。方法论、真理论、实在论实际上是从三个不同层面对实验主义进行了解说。

由于胡适通晓实验主义哲学，又能够娴熟地运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因而他这篇演讲稿的确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介绍文章。比如《晨报》副刊上志希翻译的耶路撒冷的《实际主义》、徐彦之的《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晨报》与《学灯》副刊同时刊载的周兆沅的《实用主义之要旨》等，在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与表述的明白准确上都不及胡适的这篇《实验主义》。

较之胡适，杜威对实用主义的宣讲影响更大。杜威1919年4月应邀到中国讲学，发表了一系列的讲座与演说，《晨报》副刊（包括《晨报》）几乎全部刊载^[98]，《学灯》、《觉悟》、《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也刊载了杜威的一些重要演讲。梁启超曾评价说：“自杜威到中国讲演后，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在我们教育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不能不说是很好的现象。”^[99]杜威的《思想的派别》、《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这两大演讲都对实用主义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与胡适不同的是，杜威是在整个西方哲学思想的背景下来阐述实用主义的。

在《思想的派别》中，杜威将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分为系统派、理性派、经验派、实验派，并对各派的背景、理论、方法进行了阐述。杜威认为：系统派的方法是“系统的，分析的，类别的，整理的”，“这一派最注重把知识学问理成系统”^[100]；理性派的特点是“特别注重‘理性’Reason而看轻‘感觉’Sensation”，“把‘概念’Concept放在‘经验’Experience之上，以为一切思想知识的基础”^[101]；经验派最重要的观念是“知识是从经验来的”^[102]，经验则通过“外观”、“内省”而来；实验派作为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根本之点“乃在乎一步一步的试验”^[103]。杜威进一步说明：实验派的方法第一步是“观察”，“以观察为预备将来‘推论’Interence的材料，为造成判断的工具”；第二步是“推论”，“推论就是从过去的经验，到将来的经验；从已有的知识，到未来的知识的一种活动经程”；第三步是“行为动作”，“每一推论已定，必继续以行为去作实验，若是错了，可以修改；若是不错，可以使他继续进行，更向对的方向去发展”，而“把行为动作，放在方法里面”，“是这派方法和以前几派根本不同的地方”^[104]。杜威还专门对经验派与实验派进行了区分，指出：两派虽都主张重视经验，但经验派把经验“看作零零碎碎，不相联属的东西”，“把经验纯粹看作一种知的方法（a way of knowing things），并且把‘知’看作仅仅接受外物发生的印象”，而实验派认定经验“不是孤孤另另，各个分开的东西；经验里面的关系与连络是他本身固有的，并不是外面的偶然接触”，“他不限定在已往的经验范围以内，他是取实验的态度，要一步一步到那未知的，冒险的，发明的，创造的方面去”^[105]。

在《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中，杜威认为历史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虽然有许多学派，但归总起来不外根本解决派与保持现制派两大派，而“两派同犯了一个笼统的毛病，一派说现在什么制度都不好，不怕立刻就要造出一个天堂出来；一派又说现在什么制度都好，只要照着理想的标准去做就完了……把具体的问题都抛在九霄云外去了”^[106]。实验主义哲学则不然，实验主义哲学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注重实验　从前的学说都是理想的守旧的，自己成一个世界，不欲根据事实。这第三派的哲学处处想拿应用的结果来证明学理的功效，试验他到底是真是假。试验有效，就拿这种学理来指挥人类的行为。

（二）注重个体的研究　从前的哲学家不是完全推翻现制，就是完全保持现制。这第三派的哲学不说这样笼统的话，只注意个体，研究特别情形，绝不承认有包医百病的药方和百世不易的定理。

（三）注重随时补救的智识　这派哲学的目的不在全完改革，也不在完全保守，只想养成智识能力，随时随地补救特种毛病，解决特种问题。^[107]

杜威最后总结说：实验主义哲学“不像从前的哲学对于现行制度不是总攻击，便是总辩护，知道用力去辩护攻击，不如用力造成进步的观念。这种进步，不是自然的进步，也不是笼统的进步；是今天一点，明天一点，从各方面各个体进步的；是拿人力补救他，修正他，帮助他，使他一步一步朝前去”^[108]。

五四时期是旧的思想学说、价值体系全面崩溃，新的思想学说、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的时代。梁启超曾经指出：“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109]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发展实业主张、实验主义的讲究实用有效，等等，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切合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出路的渴望，因而成为时代的热潮。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这些新思潮替代了过去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思想价值体系，为人的觉醒与解放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

【注释】

[1]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2]任鸿隽：《科学精神论》，《科学》，第2卷第1期，1916年1月。

[3]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任鸿隽：《科学方法讲义》，《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0月16日。

[5]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晨报副镌》，1922年8月25日。

[6]胡维宽：《何谓科学》，《晨报》第七版，1920年1月21日—22日。

[7]毛子水：《科学的定义和范围》，《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27日。

[8]胡维宽：《何谓科学》，《晨报》第七版，1920年1月22日。

[9]胡维宽：《何谓科学》，《晨报》第七版，1920年1月21日。

[10]魏嗣銮：《自然科学泛论》，《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11日。

[11]魏嗣銮：《自然科学泛论》，《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11日。

[12]任鸿隽：《科学之应用》，《晨报》第七版，1919年6月7日。

[13]胡维宽：《何谓科学》，《晨报》第七版，1920年1月21日—22日。

[14]任鸿隽：《科学方法讲义》，《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0月18日。

[15]任鸿隽：《科学方法讲义》，《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0月18日。

[16]陈广沅译：《近世科学底“真因”》，《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24日。

[17]陈广沅译：《近世科学底“真因”》，《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24日。

[18]陈广沅译：《近世科学底“真因”》，《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2月9日。

[19]陈广沅译：《近世科学底“真因”》，《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2月15日。

[20]余幼尘：《细菌的研究》，《晨报副镌》，1921年12月3日。

[21]予仁：《地球的形状》，《晨报》第七版，1921年7月7日。

[22]子阳：《太阳》，《晨报副镌》，1922年4月17日。

[23]子阳：《太阳》，《晨报副镌》，1922年4月17日。

[24]间渠：《医树新法》，《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4月28日。

[25]间渠：《医树新法》，《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4月28日。

[26]间渠：《医树新法》，《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4月28日。

[27]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晨报》第七版，1919年2月14日。

[28]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6月4日。

[29]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6月4日。

[30]朱志敏：《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2期。

[31]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

[32]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卷第1期。

[33]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晨报》第七版，1919年2月15日。

[34]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晨报》第七版，1921年12月15日。

[35]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6月4日。

[36]谭鸣谦：《“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6月4日。

[37]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要做白话文？》，《晨报》第七版，1920年2月12日。

[38]杜威：《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晨报》第七版，1919年6月17日。

[39]杜威：《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晨报》第七版，1919年6月19日。

[40]杜威：《德谟克拉西的真义》，《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6月16日。

[41]杜威：《德谟克拉西的真义》，《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6月16日。

[42]杉森孝次郎著，衡石译：《德谟克拉西的本义》，《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7月8日。

[43]杉森孝次郎著，衡石译：《德谟克拉西的本义》，《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7月9日。

[44]杉森孝次郎著，衡石译：《德谟克拉西的本义》，《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7月10日。

[45]杉森孝次郎著，衡石译：《德谟克拉西的本义》，《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7月11日。

[46]杉森孝次郎著，衡石译：《德谟克拉西的本义》，《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7月13日。

[47]杜威：《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晨报》第七版，1919年6月19日。(www.xing528.com)

[48]高元：《民主政治与伦常主义》，《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月24日。

[49]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第七版，1919年2月22日。

[50]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晨报》第七版，1919年2月22日。

[51]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1999年12月号，总第五十六期。

[52]冯天瑜：《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53]河上肇著，陈望道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6月18日。

[54]河上肇著，陈望道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6月18日。

[55]河上肇著，陈望道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6月18日。

[56]河上肇著，陈望道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6月22日。

[57]李其驹、王炯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东岳论丛》，1983年第5期。

[58]李其驹、王炯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东岳论丛》，1983年第5期。

[59]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2月9日。

[60]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2月11日。

[61]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2月13日。

[62]施存统：《马克斯主义底特色》，《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9月23日。

[63]施存统：《关于马克斯主义的一个误解》，《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9月26日。

[64]高一涵：《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京报副刊》，1925年4月26日。

[65]冯天瑜：《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66]河上肇著，陈望道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6月17日。

[67]李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6月6日。

[68]《马克思学说》，《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5日。

[69]《马克思学说》，《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5日。

[70]《马克思学说》，《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5日。

[71]《马克思学说》，《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5日。

[72]《马克思学说》，《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5日。

[73]《马克思学说》，《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5日。

[74]《马克思学说》，《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5月5日。

[75]郑继恒：《浅论五四时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76]郑继恒：《浅论五四时期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77]周作人：《新村的精神》，《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1月23日—24日。

[78]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6月28日；《晨报》第七版，1920年6月23日—24日；《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6月25日—26日。

[79]高一涵：《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8月29日—31日。

[80]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15日。

[81]周作人：《新村运动的解说》，《晨报》第七版，1920年1月24日；《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月26日。

[82]周作人：《新村运动的解说》，《晨报》第七版，1920年1月24日；《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月26日。

[83]周作人：《新村运动的解说》，《晨报》第七版，1920年1月24日；《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月26日。

[84]光典：《非“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6月15日。

[85]一诲：《非个人主义的我论》，《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6月28日。

[86]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6月28日。

[87]韩承业：《基尔特社会主义探析》，《历史教学》，1990年第5期。

[88]韩承业：《基尔特社会主义探析》，《历史教学》，1990年第5期。

[89]张东荪：《罗塞尔的“政治理想”》，《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9月11日。

[90]罗素演讲：《中国的到自由之路》，《晨报》第七版，1921年7月15日。

[91]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92]胡适之讲，潘公展记：《实验主义》，《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5日。

[93]胡适之讲，潘公展记：《实验主义》，《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5日。

[94]胡适之讲，潘公展记：《实验主义》，《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5日。

[95]胡适之讲，潘公展记：《实验主义》，《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5日。

[96]胡适之讲，潘公展记：《实验主义》，《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6日。

[97]胡适之讲，潘公展记：《实验主义》，《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6日。

[98]参见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40—141页的《晨报》刊登杜威演讲记录稿情况表。

[99]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00]杜威演讲，胡适翻译，绍虞记：《思想的派别》，《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1月20日。

[101]杜威演讲，胡适翻译，绍虞记：《思想的派别》，《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2月13日。

[102]杜威演讲，胡适翻译，绍虞记：《思想的派别》，《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2月19日。

[103]杜威演讲，胡适翻译，伏庐记：《思想的派别》，《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6日。

[104]杜威演讲，胡适翻译，伏庐记：《思想的派别》，《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6日。

[105]杜威演讲，胡适翻译，绍虞记：《思想的派别》，《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5日。

[106]杜威演讲，伏庐记：《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1月30日。

[107]杜威演讲，伏庐记：《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3月3日。

[108]杜威演讲，伏庐记：《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4月2日。

[10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