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学说在五四时期的流派纷呈

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是自“五四”才传入中国，但像“五四”那样流派纷呈、相互辩驳却是从未有过的。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工团主义、互助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等，均能在当时的出版物上读到，令人眼花缭乱。“四大副刊”亦对这种种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介绍，而尤以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及基尔特社会主义介绍得最为充分。科学社会主义在前面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我们已经论及，这里我们重点考察其他几个影响较大的流派在“四大副刊”上的译介。

1.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是西方较为复杂的一个思想流派。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就已出现，英国的霍德文，德国的施蒂纳就是它的代表。但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一个政治流派，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法国的蒲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俄国的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是继蒲鲁东之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75]。五四时期，施蒂纳、蒲鲁东为首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巴枯宁为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出版物上都有所介绍，而“占主流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76]，这在“四大副刊”上也有所体现。

“四大副刊”上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整体介绍主要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学灯》副刊上刘南陔翻译的《无政府主义之由来及无政府党各家之传略与学说》，一篇是《觉悟》副刊上高一涵的《无治主义学理上的根据》。前者对无政府主义各大家的生平与思想进行了简略的介绍，后者明晰地概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在《无治主义学理上的根据》中，高一涵从“无治主义是什么”、“无治派的国家政府观”、“无治派的私产观”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告诉读者：“凡主张拿自己的能力、自由解决自己的一切行为，不靠强力迫胁的政府，专靠自由结合的社会，这种学说，叫做无治主义。”无治派的国家政府观即反对国家政府，“因为国家政府专重强力”，“国家成立的要素就是强力”；无治派的私产观即反对私有财产，因为他们认为“世间一切罪恶和不平等不自由的事，都是从私有财产起的”，所以，蒲鲁东、巴枯宁主张“集产制”，克鲁泡特金则主张共产制。文中最后得出结论：“无治主义再平和再正当再合乎人道也没有了”，而无政府主义的新村，显示了“实地试验的成绩，并不是空想的‘乌托邦’”。这篇文章后面特别附了编者按，认为“这无治主义，不妨从学理上来研究，要实行断然还没有到时期”，表现出副刊编者的肯定而又有保留的态度。

除了一般整体的介绍，“四大副刊”重点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晨报》副刊、《觉悟》副刊分别刊载了克鲁泡特金的《论无政府主义》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治主义略说”》等译作，《学灯》副刊还连载了《无政府主义领袖俄人克鲁泡特金自叙传》，为读者更准确地理解克鲁泡特金的理论观点提供了便利。此外，《觉悟》副刊还刊登了衡石译的日本久津见蕨村的《克鲁泡特金的特色》与涵庐（高一涵）的《克鲁泡特金学说的要点》。1921年2月，克鲁泡特金去世，《觉悟》副刊在《评论》栏专门刊载了凡民撰写的《克鲁泡特金逝世》，紧接着在3月又“特载”鸣田的《克鲁泡特金著作年表》、《克鲁泡特金年谱》，对克鲁泡特金其人其说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介绍。

2.新村主义

新村主义实际上可看作无政府主义的支流，其首创者是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它的知识来源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与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五四时期宣传新村主义最著名的人物是周作人。仅在“四大副刊”上，周作人就发表了《新村的精神》、《新村运动的解说》、《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文章。在《新村的精神》中，周作人指出：新村的根本思想有二，“第一，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第二，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77]。在《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中，周作人专门介绍了日本新村的生活，比如“有三十九个人在那里生活，但出产与消费还不能相抵，须仰给于村外的帮助”；“村里每月的生活费金五百元，大半须别人捐集，目下自然没有余力，设备各种研究医疗娱乐的组织”等等^[78]。

高一涵在《觉悟》上也发表了介绍新村的文章——《武者小路理想的新村》，将新村主义归纳为：“要做人的生活”，“实行劳动主义”、“创造平等互助的社会”^[79]。高一涵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其文中所引武者小路的原文，便来自周作人的翻译，这一点他自己有所注明。

“四大副刊”上还展开了一次关于新村主义的小小讨论，起因是胡适在《学灯》发表了一篇《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讲稿。胡适认为：“新村的人主张‘完全发展自己个性’，故是一种个人主义。他们要想跳出现社会去发展自己个性，故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胡适明确表示自己反对新村运动，因为：“第一，因为这种生活是避世的，是避开现社会的。这就是让步。这便不是奋斗。我们自然不应该提倡‘暴力’，但是非暴力的奋斗是不可少的”；“第二，在古代这种独善主义还有存在的理由；在现代，我们就不该崇拜他了”；“第三，他们所信仰的‘泛劳动主义’是很不经济的”；第四，这种独善的个人主义的根本观念就是周先生说的‘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我对于这个观念，根本上不能承认。这个观念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作两截；在于把个人看作一个可以提到社会外去改造的东西，要知道个人是社会上种种势力的结果。……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胡适批驳了新村运动之后提出自己关于“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主张，指出：“这种生活是一种‘社会的新生活’；是站在这个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是霸占住这个社会来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生活。”呼吁青年“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现社会的独善生活”^[80]。

针对胡适的演讲，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与《觉悟》副刊上发表《新村运动的解说》，以他一贯的绅士口吻反驳胡适，首先申明：自己所说“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的这句话意思是“‘改造个人便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并不是‘分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为两段’，叫个人先完成了他自己的学业，随后用这本领来救济社会。我以为我们所有的比较的真实可靠的东西，还只是一个自己，我们有什么改造社会的主张，去改造别人之先，还须从社会——人类——之一分子的自己入手改造，这样我们一面实行自己的主张，社会的一个分子也就同时改造过了”^[81]。第二，周作人指出新村的生活并不是“独善其身”，也不同于古代隐士的生活。古代隐士“大都是看得世事不可为，没有他们施展经纶的地方，所以才去归隐，躬耕只是他们消极的消遣，并非积极的实行他们泛劳动的主义”^[82]。第三，周作人说明“新村的劳动现在虽然只是农业一种，但他们的劳动范围之内，实包含种种职业，仍然是分工”^[83]，与分工进化的道理并不相悖。(www.xing528.com)

《学灯》副刊在刊登胡适演讲稿的同时也刊发了一些讨论文章，主要有《评胡适之先生“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非“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非个人主义的我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等。这些文章主要围绕新村是否是世外桃源、是否是独善的个人主义、改造社会与改造个人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童一心的《评胡适之先生“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以自己在新村的亲身见闻批评胡适将新村看作是世外桃源是因为不了解实情的缘故。光典的《非“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认为新村决不是独善的个人主义，而是“第一，训练我们新生活的习惯，而同时又是洗脱旧社会生活的习惯；第二，新村是创立未来新社会的雏形，而同时又做现在社会的模范”^[84]。至于“改造社会与改造个人的关系”，光典完全赞同周作人的观点。一诲《非个人主义的我论》亦认为：“胡先生说现在的新村运动，是避世的，是独善主义的，如此观察，未免落于浅见。”^[85]但作者赞同胡适提出的“要改造个人，同时就要改造造成个人的势力”的观点。周作人的《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则认为：“新村的人不满足于现今的社会组织，想从根本上改革他，终极的目的与别派改革的主张虽是差不多，但在方法上有点不同。第一，他们不赞成暴力，希望平和的造成新秩序来。第二，他们相信人类，信托人类的理性，等他觉醒，回到正路上来。”^[86]

显然，胡适认为新村是避世的、独善的个人主义站不住脚。郑贤宗的《我的新村运动观——质胡适之先生》应该说抓住了新村运动的实质，新村运动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运动。

3.基尔特社会主义

基尔特社会主义兴起于20世纪初的英国，“基尔特是英语guild的音译，意即行会。行会是欧洲中世纪手工业工匠或商人的行业联合会”^[87]。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行会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有潘蒂、霍布逊、柯尔、罗素等人。1906年，潘蒂在与奥拉杰合著的《当代某些学科的考察》中首次提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设想，提出：“实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途径是要首先返回到中世纪的工业组织——行会中去，把所有的工会变成行会，由行会管理生产和贸易，并且掌握地方和国家政权。”^[88]霍布逊不赞成潘蒂回到中世纪行会中去的主张，而主张扩大工会的范围，实现工业自制。柯尔、罗素都是霍布逊的追随者。

五四时期，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派传入中国。如同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中克鲁泡特金在中国最有影响，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中，罗素最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推崇，而他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到中国的讲学，更是扩大了他在中国的影响。

罗素来华之前，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及其生平传略已在中国的一些重要报刊（包括“四大副刊”）上被译载和介绍，其中张东荪《罗塞尔的“政治理想”》（罗塞尔，即罗素）与张崧年（张申府）的《志罗素》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两篇文章。《罗塞尔的“政治理想”》是张东荪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读书录，《学灯》副刊予以了转载。文章对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这是中国较早系统介绍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张东荪在文中将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进行了比较，指出：“罗塞尔的意思与国家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在反对集产于国家，主张各业自治……他与工团主义不同的地方在反对各业独立不要国家……”^[89]张东荪认为罗素的学说“是自治的社会主义之一种……这个主义的特色就是把权力分配给三个机关——职工组合、民族国家与世界政府。”张东荪认为这种关于权力的分配“非常平均”，是一大“优点”，“在近代的改造运动中，以此说为最妥善”^[90]。张崧年的《志罗素》，介绍了罗素为和平与进步事业奋斗的业绩及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后又被《东方杂志》所转载。《晨报》副刊还连载了余家菊翻译的罗素的《社会改造之原理》。而《晨报》副刊、《学灯》副刊、《觉悟》副刊等同时刊载的杜威的演讲《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则从理论哲学与实用哲学两个方面介绍了罗素的思想。

罗素来华之后，发表了一系列演讲，但并未专门就基尔特社会主义发表演讲，只是在“讲学会”的答辞中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迟”。而罗素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之后，在离开中国前的演讲《中国的到自由之路》中却提出：“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是只适用于产业已发达的国家；在产业幼稚的国家，依我的意见，应用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认为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来说，俄国的方式是唯一的道路，俄国式的手段最可能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如张东荪等原指望通过罗素来华扩大基尔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罗素的告别演讲实在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四大副刊”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柯尔的学说也进行了介绍。《学灯》刊载了明权翻译的田边忠南写的《柯尔氏社会学说之根本》，《觉悟》转载了《东方杂志》上昔尘的《柯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其中昔尘的《柯尔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性主张即废除工资制度进行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