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四大副刊对新文化传播的研究成果

1.长时段性与高覆盖率

在“五四”新文化的媒介空间中，“四大副刊”由于有报纸为其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撑，大都存活时间较长，这便使得“四大副刊”能够长时效地传播新文化，为新文化提供较为长久较为稳定的公共空间。下面我们将当时较有影响的媒介包括“四大副刊”的创刊（或改革）及停刊时间列一个表：

续表

从表上列出的媒介来看，改革后的《小说月报》是新文化媒介中坚持时间最长的，这与它的商业属性及商务印书馆的背景有关。但《小说月报》介入新文化运动较晚，且主要是一个新文学的媒介，因此，若论新文化的媒介，恐怕要属《晨报》副刊坚守的时间最长，延续了9年的时间。其它三个副刊，与同仁报刊相比，坚持的时间也算长久的。《学灯》副刊从1919年2月投入新文化运动至1925年11月转变为一个教育性的副专刊，持续了6年多的时间；《觉悟》副刊从1919年6月创刊至1925年五卅之后转向也有6年时间；《京报副刊》的寿命短一些，从1924年12月创办至1926年4月被查封，存在的时间不到1年半，但较之有些更短命的同仁刊物，也算出版时间长的了。

再看同仁报刊。《新青年》是坚持时间较长的，从创刊至1920年9月改组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公开理论刊物，延续了5年多的时间。若加上改组后的时间，有7年，算是坚持得很久的了。《少年中国》出版了近5年，应该说时间不算短，但其他的同仁报刊则一般为一两年或两三年，其中遭遇查禁的《每周评论》与《新社会》，出版不到一年的时间，《湘江评论》几乎只存在了一个月。究其原因，或许正如陈平原所说，同仁报刊“有一致命弱点，那便是缺乏稳定的财政支持，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56]。若是再遭遇当局的查禁，则会寿命更短。前面我们谈到新文化公共空间的核心构成部分是社团与报刊，而报刊以同仁报刊为主。与容易“人亡政息”的同仁报刊相比，“四大副刊”稳定得多，也持久得多。

较之其他新文化媒介，“四大副刊”不仅传播时段长，覆盖率也是较高的。“四大副刊”的《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在北京，《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在上海，处于新文化公共空间的两个中心城市，这为“四大副刊”扩大自身的影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四大副刊”的发行量我们无法准确知道，目前只知道当时《晨报》的发行量大约在九千份左右，《京报》的发行量大约在五六千份，《民国日报》的发行量低于《晨报》《京报》，《时事新报》的发行量则大大超过《晨报》。“四大副刊”除每日发行，还各自发行合订本，形成二次传播。我们看《晨报》副刊上的几则广告：

1922年4月27日《晨报》副刊的第四版中刊载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合订本的广告：“本刊每日一张，按日随时事新报发行，不另收费。自二月起，装订成册，每册门售小洋三角，外埠寄邮费三十五分，即可寄奉。”^[57]

1922年5月10日，《晨报》副刊第四版上刊载了一则《觉悟汇刊》的广告：“从一九二零年七月起，每月汇订成册。每册内容三十余万字，定价三角。前年七八九十十一及去年一月的已卖完，今年三月的已订好，欲购的从速。”^[58]

1922年6月15日《晨报》副刊第四版刊载了一则“本刊特别启事”，其中说道：“（一）一二三月份的副刊合订本均已售完。对于购阅诸君，除将邮票寄还以外，特此通告。（二）二三月份，不知有肯割爱者否，托本社代为征求者甚多，如愿出让，请交送报人带回，至发行部领取原价。（三）四五月份尚有数本余存，购者请从速。”^[59]

1923年7月，《晨报副镌》合订本首页刊登了一则广告，其中说道：“去年所刊行之《晨报副镌合订本》，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爱读。现时每月销数，竟达一万份之多，实为我国出版界空前之盛。”^[60]

《京报副刊》创刊晚于前面三大副刊，但也常有合订本的广告或通告。比如1925年3月11日的《京报副刊》的末页有一则通告：“本刊合订本第一册早经售完，连日尚有纷纷来社购买者，特此通告，并且道歉。”^[61]

从以上广告看，合订本的销路还很不错。尽管广告上提供的数字或许会有些夸张，但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因此，如果将“四大副刊”的每日发行量与合订本的发行量加起来，那么其覆盖率则更为可观。(https://www.xing528.com)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曾指出：“创造一种新文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个人的‘原创性’发现。它同时——这一点尤为重要——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去传播已经发现的真理，可以说是这些真理的‘社会化’，甚至使它们成为重大活动的基础，成为一个共同使命、智力和道德秩序的要素。”^[62]应该说作为“五四”新文化重要的公共空间，“四大副刊”以其长时段性与高覆盖率，为“五四”新文化的“社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媒介支撑。

2.独立性与开放性

一般来说，同仁报刊往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出于“有一种主张不得不发表”^[63]的目的而创办。副刊附属于报纸，容易受到报纸立场的影响。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报纸的立场主要是由报纸的言论及新闻来体现的，报纸的副刊主要是为了吸引读者，扩大报纸的影响，因此，只要副刊能产生影响，报社一般不大干涉副刊的编辑方针。比如《京报》老板邵飘萍就曾声明：《京报》“各种副刊上之言论，皆各保有完全的自由，与本报无须一致。本报编辑部，从不对于各副刊上参加一字，此皆鄙人所首先声明，可为与各团体真诚合作互助，而绝对不含有他种作用的确证”^[64]。也就是说，邵飘萍将编辑权完全交给了副刊主编，副刊是完全独立的。作为商业报纸的《京报副刊》如此，作为政党政团报纸的《觉悟》副刊、《学灯》副刊、《晨报》副刊是否如此呢？

首先看《觉悟》副刊。《觉悟》副刊是五四运动后与《星期评论》、《建设》月刊几乎一同创办的，这三个报刊的创办，标志着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加入。到1920年年底，《星期评论》、《建设》月刊相继停刊，表明了国民党新文化运动事业的中断。但《觉悟》副刊在邵力子担任主编期间，始终是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公共空间，直到1925年五卅惨案后，邵力子离开上海，《觉悟》才开始转向。由此可见，邵力子对于《觉悟》副刊具有极大的控制权。这与邵力子的身份有关，他是以《民国日报》经理的身份兼任《觉悟》主编的。当时《民国日报》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总编叶楚伧在政治倾向文化趣味上与邵力子并不是很一致。邵力子离开后，《觉悟》的转向从另一方面证明了邵力子个人对《觉悟》的影响。

再看《学灯》副刊、《晨报》副刊。《学灯》副刊的主编开始由《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兼任，之后更换得较为频繁。在新文化公共空间中，《学灯》一贯持较为持重稳健的立场，倡导学术教育，这和张东荪本人的相关主张及稳健风格不能说没有关系。在几任主编中，俞颂华、宗白华、李石岑等都和张东荪一样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这恐怕是张东荪聘任他们的缘由之一。总的来看，张东荪给予副刊主编的自由度还是相当大的。比如匡僧接替张东荪主编《学灯》的两个多月期间，对于新文化主导阵营的呼应与支持比张东荪主编时期积极得多；宗白华主持期间出于自己对新诗的爱好，大量的刊登新诗甚至让新诗挤占其他的版面；郑振铎主编《学灯》的附加条件是刊行文学研究会刊物《文学旬刊》，并在他主编期间大量刊载文学研究会会员的作品。《学灯》能够在五四时期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与张东荪的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晨报》副刊的主编也更换过多次，其中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三人主编的时间较长，对《晨报》副刊影响也较大。李大钊曾主编过《晨报》的前身《晨钟报》，因与汤化龙等人观点不和很快辞职。1919年，《晨报》再次聘李大钊主持《晨报》副刊，此时《晨报》社长已是蒲伯英。李大钊主持了《晨报》副刊的革新，他是以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主编《晨报》副刊的，因而他主编期间比较偏重副刊的思想性、理论性、知识性，不大注重副刊的趣味性。接替李大钊的孙伏园具有职业编辑家的秉性，他主编时期注重兼收并蓄，学理与趣味并重，栏目的变化虽说不大，但文艺性、趣味性有所强化。徐志摩主编时期《晨报》副刊的销量有所下降，作为文学家的徐志摩使《晨报》副刊表现出较浓厚的个人色彩，强化了非同仁性副刊的同仁性，作者圈子缩小，几乎成了新月派的喇叭。可见不同主编的趣味决定着《晨报》副刊不同的风貌。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四大副刊”主编的自主权还是相当大的，这使得“四大副刊”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四大副刊”既不必像同仁报刊那样受到资金短缺的困扰，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党派立场与商业利益的影响，成为较为独立的公共空间。

除了独立性，副刊的非同仁性使“四大副刊”还呈现出一种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首先体现为能够包容更多不同观点，发出更多不同的声音。《学灯》副刊在创刊宣言第3条即声明：《学灯》“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65]。在《学灯》的众多栏目中，《论坛》（或称《评坛》）与《通讯》是出现频率最高且多年保留的栏目，前者是一本正经地坐而论道，后者则是以书信的方式发议论，话题往往十分广泛。此外，《评论》、《讨论》、《读者论坛》、《青年俱乐部》等都是《学灯》上供读者发表意见的栏目，只不过这些栏目不像《论坛》与《通讯》那样持久。《晨报》副刊、《觉悟》副刊、《京报副刊》同样设置了不少供读者发表议论的开放性栏目。《晨报》副刊1919年2月改革时，在改良预告的第1条便提出：“增设《自由论坛》一门，欢迎社外投稿，凡有以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之著作惠寄者，无论文言或白话，皆所欢迎。”^[66]《自由论坛》改名为《论坛》后，其性质仍是“发表无论何种意见的文字”^[67]。在李大钊与孙伏园主编时期，《论坛》一直是《晨报》副刊的重要栏目，直至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后才取消。另外，《杂感·浪漫谈》（后改名为《杂感》、《杂纂》）则始终是《晨报》副刊上办得很有光彩的一个栏目。《觉悟》副刊在回复读者的公开信中曾表示：我们的《觉悟》是一个公开的“研究室”。从1920年《觉悟》扩版分栏至1925年《觉悟》转向，《评论》（后改名为《言论》）、《随感录》（后改名为《杂感》）、《通信》等栏目一直是《觉悟》十分重要的栏目。

其次，副刊的开放性还体现在拥有更广泛的作者群。副刊编辑只有一人，最多有一个助理编辑，因而办副刊必须借助社会力量。副刊天天出，用稿量极大，仅靠社会精英是不能满足用稿需求的，必须放低门槛。因此，“四大副刊”往往是一方面尽力网罗专家学者文化名人著名作家为它写稿，另一方面则向普通的文化人知识者文学青年敞开大门。这与同仁报刊显然不同，同仁报刊的撰稿人往往局限于同仁内部，吸收外稿极少，顶多刊载一些读者来信。拿最有影响的《新青年》来说，《新青年》在创刊号的《社告》中专门有一则说明：“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借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68]在第2卷第1号的《通告二》又宣布：“本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69]于是在文化精英们的商榷辩驳之间，我们也能读到读者的质疑与批评。遗憾的是，从第4卷第1号起，《新青年》就不再刊登社外稿子，并在第4卷第3号上公开宣布：“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70]即使是《通信》栏，也主要是《新青年》同仁的文字，这恐怕也是由同仁杂志的性质所决定的。

同仁报刊的这种精英化倾向一方面有利于增添其新文化公共空间的权威性，扩大其在社会上层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会失去一些受众。关于这一点，郁达夫当时就意识到了。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指出：“文学研究会有《时事新报》上的《学灯》，在旁系上又有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我们总得有一种日刊来对抗。其次是《季刊》和《周报》的标准太高，外来的投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能用，因而失掉不少的读者，应该要有一种日报来做尾闾，以销纳外来的投稿。”^[71]郁达夫此话虽是针对创造社报刊而发，实际上道出了同仁报刊的缺憾。

哈贝马斯在界定公共领域时曾特别强调：“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72]就开放性这一点而言，“四大副刊”或许更具备新文化公共空间的特质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