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四大副刊对新文化公共空间的拓展

如果说“五四”之前，新文化运动还局限于较小的文化精英的圈子内，新文化公共空间也主要集中于北京，那么“五四”之后，这一情况则有了极大的改观。这体现为：

首先，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新文化运动不再仅仅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48]，而渐渐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运动。“五四”之后，《新青年》的最高销数达到了一万五六千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舆论重镇，而此前《东方杂志》最高销量也就在一万五千份。冯至回忆说：“《新青年》已经有了三四年的历史，至于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杂志存在，则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从此每期必读，‘五四’以前的几卷也找来翻阅，作为‘补课’。”^[49]钟敬文则回忆说：“‘五四’的轰雷惊醒了我的梦。在这之前，我虽然见过《新青年》这种刊物，但并没有放在心上。‘五四’运动开始以后，情况突然改变了，它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心爱读物……”^[50]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一书中也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在1919年5月4日以后的半年内逐渐得以流行。”^[51]伴随着这一名词的流行，新思潮成为了时代的主潮，全国各地的学生团体一下子办了四百多种传播新思潮的学生报刊，使得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媒介开始遍布全国。

其次，上海成为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另一个中心。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国民党在上海先后创办了《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星期评论》、《建设》月刊，表现出对新文化运动的热情参与。研究系继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成为新文化的重要公共空间之后，又于1919年9月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后改名为《改造》）杂志。1920年9月，新文化运动的舆论重镇《新青年》随陈独秀迁回上海继续出版。1921年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实行改革，标志着商业性报刊向新文化公共空间的靠拢。1922年5月，异军突起的创造社创办《创造》季刊，接着于1923年5月创办《创造周报》，为新文化公共空间又增添新生力量。

第三，“五四”之后，北京的新文化公共空间也有所扩展，仅1919年下半年，就有《少年中国》、《新生活》、《平民教育》、《新社会》、《曙光》等传播新文化及新文学的杂志相继创刊。然而，五四运动的发生也使得北洋政府加强了对于言论的控制。1919年8月，《每周评论》被北洋政府查封，1919年10月《国民公报》被封，1920年5月，《新社会》被封，《新青年》、《新潮》因主持人参与五四运动也暂停了将近半年^[52]，这表明新文化公共空间在北京的政治生态环境已开始恶化。因而鲁迅曾感慨：“‘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53]1924年，丁玲到北京时的感觉是：“北京这个古都是一个学习的城，文化的城。那时北京有《晨报》副刊，后来又有《京报副刊》，常常登载一些名人的文章。”^[54]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刚到北京的青年来说，这两大报纸副刊给她的印象最深。而实际情形是：20年代之后，北京虽仍不失其中心地位，但势头已减，《晨报》副刊与《京报副刊》相继成为了北京新文化公共空间较有影响的媒介。(www.xing528.com)

第四，“五四”之后，社团与报刊成为新文化公共空间的核心部分，在表现形态上仍分为两种：一种是同仁性社团与报刊，社团与报刊往往联为一体，如少年中国学会与《少年中国》、社会实进社与《新社会》、曙光社与《曙光》、创造社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还有1922年5月创办的《努力》周报与努力社等，都属于这一类；另一种则是商业性的报刊，如改革后的《小说月报》、1924年12月创刊的《京报副刊》等。

第五，“五四”之后，由于新文学逐渐从新文化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新文学公共空间也不再仅仅作为新文化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开始出现独立的有影响的新文学公共空间，比如改革后的《小说月报》、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1921年6月成立的创造社以及《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仅1921年至1923年，全国就“出现大小文学社团40余个，出版文艺刊物50多种”^[55]。

总之，“五四”之后，新文化公共空间呈现出不断拓展的态势。而在新文化公共空间的不断拓展中，“四大副刊”由于其特有的媒介属性，成为新文化公共空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