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开创新文化空间

许纪霖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一文中指出：19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晚清政府日趋弱势，继起的北洋政府控制能力也比较软弱，再加上党派利益刚刚出现，尚未完全渗透到公共领域，这就使得公共领域从整体上处于一个不断向上的发展势头，特别是五四时期，大致是中国公众舆论最强势的时期”^[28]。许纪霖这里主要说的是政治公共领域，其实我们所说的新文化公共空间在五四时期同样处于最强势的阶段。如果说1896年《时务报》的创办标志着近代中国政治公共领域的正式诞生，那么，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则标志着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开始出现；如果说政治公共领域“主要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相关”^[29]，那么，新文化公共空间则主要与思想启蒙相联，后者是作为前者的补充而出现的，而且两者有所重叠；如果说政治公共领域的实践主体主要是士大夫或知识分子群体，媒介形式主要是报刊、社团、学校，那么新文化公共空间同样如此。不同的是，新文化公共空间开始出现时，政治公共领域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或许说《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开始出现会遭到质疑，因为《新青年》杂志创办之前，1914年5月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月刊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思想文化领域，触及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要议题，可是初期的《甲寅》在日本，迁回国内后又因袁世凯的查禁于1915年10月停刊，中间还曾两次停刊，总共只出了十期，有些议题也只是提及而未能展开，因此，我们把《甲寅》的创办看作是新文化公共空间的萌发，开始出现还是以对《甲寅》多有继承的《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

《新青年》创刊伊始，陈独秀在《社告》中明确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30]确立了新文化公共空间的主题是“科学”与“人权”，亦即五四时期最响亮的口号“科学”与“民主”。可相对于1915年政治公共空间中关于“立宪”宣传讨论的热闹，新文化公共空间则是立脚未稳。虽有另一份重要杂志《科学》月刊创办，但毕竟这是一份较为专业的杂志，读者面不可能广，而创刊之初《新青年》的发行量只有一千份，影响实在有限。据张静庐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记载：1915年到1916年间，《青年杂志》“销售甚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期印一千份”^[31]。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到《新青年》时曾说：《新青年》创办后的一两年间，北大同学知道者非常少。周作人晚年也回忆说：印象中的早期《新青年》，“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32]。

1916年2月，《青年杂志》出了1卷6期后暂告休刊。同年9月复刊后，由于陈独秀某些言论遭到读者和作者的非议，杂志无力支持出版，1917年8月再度停刊，直到1918年1月才又复刊。由此可见，《新青年》传播新文化的道路并不平坦，虽然斗志昂扬，却几经波折。

1917年对于新文化公共空间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网罗了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进入北大任教授，陈独秀便是其中一员。《新青年》随陈独秀迁到了这个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开始了一刊与一校互为补充的公共空间格局。也是在这一年，《新青年》在反孔之外发起了文学革命运动，倡导白话文学，把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统一了起来，使新文学公共空间在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地位日益凸显，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

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创刊之初并没有完全忽略文学。第1卷便刊发了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此外还有翻译作品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初恋》，王尔德的“爱情喜剧”《意中人》，另有谢无量的旧体诗《寄会稽山人八十四韵》。第2卷则添了苏曼殊的小说、刘半农的笔记。可文学在《新青年》杂志中的地位并不重要，直至第2卷第5号刊发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第6号刊发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文学才开始在《新青年》中引人注目。可初期的新文学公共空间依旧冷清。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钱玄同的再三约稿时曾提及当时情形：“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33]

赞同者寥寥，反对者亦寥寥，当然不能长此以往。于是1918年第4卷第3号上有了钱玄同与刘半农的“王敬轩的来信”与《复王敬轩书》，策划了一场赞同者与反对者的论战，目的是“将学者的书斋著述，转化为大众的公共话题，借以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进而推动讨论的深入展开”^[34]。应该说《新青年》的目的达到了，关于白话文及中国旧戏的讨论、关于“革新家态度问题”的讨论，或赞成或反对或质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目或参与《新青年》的讨论。朱湘回忆说：“是刘半农的那封《答王敬轩书》，把我完全赢到新文学这方面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刘氏与王氏还不也是有些意气用事；不过刘氏说来，道理更为多些，笔端更为带有情感，所以有许多的人，连我也在，便被他说服了。”^[35]

更为重要的是，有更多的媒体参与了进来。1918年12月，新青年同仁另创办了一份周刊《每周评论》。1919年1月，在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了《新潮》月刊。《每周评论》与《新潮》的创办，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

此外，前面我们提到的研究系的《国民公报》成为最早介入讨论的大报。1919年年初，《国民公报》的主编蓝公武便就戏剧问题与傅斯年展开讨论，将来往信件发表在《国民公报》上。其后，又在《新青年》上与《新青年》诸君讨论文字问题、贞操问题、革新家态度问题，并将这些讨论转载在《国民公报》上。研究系的另一大报《时事新报》也在其副刊《学灯》的“思潮”栏予以转载。蓝公武对于《新青年》的“骂人”，尤其是钱玄同的偏激给予了批评，但基本立场是支持《新青年》的，并能够就一些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探讨，推动了讨论的深入。

而以林纾为代表的反对派也借助媒体对《新青年》进行攻击。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诋毁《新青年》同仁的小说《荆生》、《妖梦》，接着又在北京《公言报》上发表《致蔡鹤卿书》，攻击《新青年》与北大，蔡元培在《公言报》上做了公开答复，重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36]的立场。林纾对《新青年》的公开诋毁以及他与蔡元培之间的争论无形之间为《新青年》做了广告，吸引了更多媒体的关注。北京、上海许多大报都转载林蔡的往还书信，并纷纷发表评论，一些媒体直接以“新旧思潮之冲突”为标题，《新青年》一下子成了媒体聚焦的焦点。

《新青年》在倡导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同时，对老牌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也发起了挑战。1918年9月，《新青年》第5卷第3期发表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与《东方杂志》展开了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有学者指出：“陈独秀在正文中虽然没有以‘复辟’相责问，却以‘《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为副标题，十分醒目。在当时国人对‘复辟’记忆犹新且深恶痛绝的时候，陈独秀将‘复辟’这顶沉重的黑帽子扣在《东方杂志》头上，无疑极具杀伤力。陈独秀全文以16个‘敢问’相串通，甚少学理论辩，却充满浓烈的挑衅意味。这种轶出学理规则，甚至带有‘诋毁’‘攻讦’意气的做法，在当时杂志界显属违背常规，极为罕见。”^[37]结果是：“《东方杂志》的声望和销量很快受到冲击。商务印书馆不得不以减价促销来抵制。”^[38]

为挽回声誉，商务印书馆以“十大杂志”为题在天津《大公报》上大做广告，《东方杂志》名列“十大杂志”之首。可十大杂志广告刊出不久，罗家伦便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对于《甲寅》、《科学》、《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商务的《东方杂志》等则大加贬损，指责《东方杂志》：(www.xing528.com)

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像新。你说他新吗？他实在不配。民国二三年黄远生先生在主持的时候，还好一点，现在我看了半天，真有莫名其妙的感想。这样毫无主张，毫无特色，毫无统系的办法，真可以说对于社会不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我诚心盼望主持这个杂志的人，从速改变方针。须知人人可看，等于一人不看；无所不包，等于一无所包。我望社会上不必多有这样不愧为“杂志”的杂志。^[39]

《东方杂志》在这样的冲击下，销数惨跌，不得已于1919年10月撤换了主编杂志达9年之久的杜亚泉，改由陶惺存主编。

《新青年》向《东方杂志》发起挑战，实际上是要争夺文化话语权。因为在“五四”之前，《东方杂志》是一份在读者中很有影响的刊物，王奇生在《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一文中指出：“五四以前，《东方杂志》在一般文化人群中流行的程度，可能大大超乎我们的既有认知。”^[40]王奇生以吴虞和恽代英为例说明不少读者经历了一个由《东方杂志》的读者，转而成为《新青年》的读者的过程。吴虞转变得较早，而恽代英在“五四”之前一直是《东方杂志》的忠实读者，直至“五四”前后，恽代英才彻底抛弃《东方杂志》，喜欢上《新青年》、《新潮》等杂志^[41]。

《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方文化之争，学术界已有充分的讨论。今天看来，《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并不是一味的保守，自有他对东西文化的深刻见解。可在当时的语境下，他主编的《东方杂志》被看作是旧文化公共空间的代表，《新青年》要确立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地位，当然首先要打垮它。《新青年》的胜利实际上意味着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公共空间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立稳了脚跟。

然而，总的来看，“五四”之前新文化的传播还局限于较小的圈子内，新文化公共空间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媒介主要集中在北京，正处于一种上升期，除《新青年》与北大，还有《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公报》等。1919年4月23日，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帐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42]可见新文化公共空间的影响正逐步扩大。

第二，新文化与新文学公共空间的议题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重叠。这是因为新文化的先驱们有着一致的共识：即新文化的创造离不开新文学的创造。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43]陈独秀则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44]傅斯年则认为：“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45]多年后，蔡元培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总序时还专门解释道：“为怎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46]茅盾作为后来者，与先驱者亦有着相同的认识。他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关系，指出：“中国自有文化运动，遂发生了新思潮新文学两个词……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47]

因此，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公共空间的共同议题。当然，在共同的议题下，新文化与新文学公共空间还是各有侧重的。

第三，由于议题的重叠，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公共空间的媒介也表现出很大程度的重叠。作为主要的媒介形式，北大、《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公报》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等，基本上是新文化与新文学共同的公共空间。尽管比较而言，不同媒介会有所不同，比如《每周评论》更偏重政治、文化，《新潮》更偏重文学。

第四，从公共空间的表现形态看，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学校、报刊、社团呈现出三位一体的特征，如新青年社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社的《新潮》均与北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种是报刊与社团关系紧密，如《国民公报》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都属研究系的报纸副刊。《晨报》副刊特殊一些，其主编李大钊、孙伏园与北大、新青年社、新潮社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