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新文化公共空间，必然涉及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曾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在“五四”以后的半年内，即1919年下半年才开始出现，到1920年初变得十分流行[23]。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在“五四”之后。“五四”之前，人们更多地用“新思潮”或“新思潮运动”来指称《新青年》发起的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
胡适在1919年第7卷第1号的《新青年》中曾专门写了一篇《新思潮的意义》来解释什么是新思潮。文章一开头胡适表达了自己对他人关于“新思潮”解释的不满意：
近来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解释“新思潮”的文章。我读了这几篇文章，觉得他们所举出的新思潮的性质，或太琐碎，或太拢统，不能算作新思潮运动的真确解释，也不能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24]
那么胡适眼里的新思潮究竟是什么呢？胡适的解释是：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www.xing528.com)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25]
以“评判的态度”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应该说胡适抓住了新思潮运动的根本。而胡适所说的新思潮运动实际上也就是新文化运动，只不过“五四”之后流行的新文化运动一说往往包含了五四运动这一政治运动。
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学术界“并无明确的界定，但于其上限多认同始于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立，而于其下限则多见智见仁”[26]。有的学者认定为1921年7月，有的学者认定为1923年12月。郑师渠在《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则认为：“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之争是新文化运动余波犹存的重要表征，可视为下限之候。”[27]
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或新思潮运动作为一种运动，或许在1921年或1923年走向了结束，但现代知识分子从没有停止过再造文明的努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也并不意味着新文化公共空间的消失。因此，笔者所说的新文化公共空间指的是：以评判的态度来讨论新文化的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它包括为这种讨论提供公共论坛的媒介空间，也包含了这种讨论的话语空间。笔者将新文化公共空间的下限延续至1928年，即包含整个五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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