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四大副刊崛起及研究成果

自《消闲报》诞生至“五四”前夕，通俗性文艺副刊一直是中国报纸副刊基本样态。“五四”副刊的变革，使得集思想性、知识性、理论性、文艺性为一体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在报界迅速崛起，为中国的报纸副刊提供了新的样态。在这场变革中，“四大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京报副刊》走在了前面。

1.《晨报》副刊

《晨报》副刊是“四大副刊”中文艺性最强的一个副刊，坚持的时间也较长。1918年12月《晨报》创刊之初，其副刊没有专门的刊头，置于第七版上。1921年10月，《晨报》将第七版扩充为独立的四开四版的单张，称之为《晨报副镌》。1925年10月，《晨报副镌》改名为《晨报副刊》继续出版，直至1928年6月终刊。因此，我们所说的《晨报》副刊实际上包括《晨报》第七版（1918.12—1921.10）、《晨报副镌》（1921.10—1925.10）、《晨报副刊》（1925.10—1928.6）。

从内容和栏目设置上看，仅第七版（1918.12—1921.10）就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即旧式副刊时期、李大钊时期、孙伏园时期。旧式副刊时期并不长，从1918年12月至1919年2月，主要栏目有专载、文苑、小说、笔记、旧闻、家庭常识、剧评等，基本上是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自1919年2月李大钊任编辑后，对第七版实行彻底改革，将原有的通俗性文艺副刊改造成了一个兼具思想性、知识性、理论性、文艺性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开创了《晨报》副刊的新气象。1920年10月，孙伏园接替李大钊之后，基本上继承了《晨报》副刊的革新成果。下面我们看看李大钊与孙伏园时期《晨报》副刊的主要栏目设置：

续表

注：未标终止时间的均为延续至1920年10月。

从上面图表中不难看出，除《马克思研究》、《名人小史》在孙伏园接手前已经停刊，《妇女问题·家庭问题》在孙伏园时期不再开设，李大钊时期的大部分栏目在孙伏园时期都得到了保留，孙伏园时期唯一增设的栏目是《歌谣》。

另外，李大钊时期的栏目设置在1919年9月前后有明显的变化，1919年9月以前开设的栏目如《自由论坛》、《译丛》、《演讲汇录》、《名人小史》、《科学新谈·科学世界》、《马克思研究》、《专著》等主要以传播新思潮、新知识、新理论为主，文艺方面的内容较为单薄，仅有《文艺谈·艺术谈》、《剧评·剧谈》、《小说》、《游记》等栏目，而《游记》一栏刊登的游记极其有限，1919年全年只登了8篇。1919年9月之后，文艺性的内容有所加强，新开辟了《杂感·浪漫谈》、《剧本》、《新文艺·诗》等栏目。这一趋势在孙伏园时期得到强化，又新辟了《歌谣》一栏。

1921年10月12日，孙伏园在总编蒲伯英的支持下，再次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决定于原有的两大张之外，每日加出半张，作为晨报附刊；原来第七版的材料，都划归附刊另成篇幅，并且改成横幅以便摺钉成册”^[54]。加出的半张原本取名为“晨报附刊”，但总编蒲伯英写的时候将“附刊”写成“副镌”。从1921年10月至1924年10月，《晨报副镌》一直由孙伏园担任编辑，因此，第七版的风格在《晨报副镌》上得到延续。同时，这一时期文艺性继续得到强化，一些非文艺性栏目如《卫生谈》、《讨论》、《名人评传》等已不再开设，主要开设的栏目有《论坛》、《讲演录》、《译论·译述》、《专著》、《科学谈》、《杂感》、《小说》、《诗·歌谣》、《文艺谈》、《戏剧研究·剧谈·剧评》、《特载·专件》等。如果说李大钊时期的《晨报》副刊在注重综合性的前提下更偏重于传播新思潮、新知识、新理论，那么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则在保持综合性的情况下将更多的版面留给了成长中的中国新文学，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与优秀的作品，并从1923年6月1日起刊行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文学旬刊》。

孙伏园与李大钊共同创造了《晨报》副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辉煌。有学者评价说：“‘晨报副镌’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对于新思想、新知识介绍之积极，不在《新青年》之下。”^[55]然而，1924年10月，孙伏园因代理总编刘勉已擅自抽掉鲁迅的《我的失恋》一诗愤然辞职，《晨报》副刊也随着孙伏园的离去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孙伏园走后，刘勉已暂时接编了一年。1925年10月，徐志摩出任《晨报》副刊的编辑，将报头《晨报副镌》改为《晨报副刊》。在徐志摩的主持下，《晨报》副刊的文艺性特色继续得到彰显，但内容远不如过去丰富，作者圈也大大缩小，几乎成为了新月同仁的副刊。徐志摩时期的《晨报》副刊明显不如孙伏园时期，这一点徐志摩自己也承认，他曾坦言：他偶然看上年的副刊，“那时的篇幅不仅比现在的着实有分两，有‘淘成’，并且有生动的光彩”^[56]。1926年10月之后，《晨报》副刊由瞿世英及《晨报》学艺部主持，延续至1928年6月5日停刊。

2.《学灯》副刊

《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是“四大副刊”中最早创办的，自1918年3月4日创刊至1929年5月16日停刊，共11年的时间。《学灯》初创时，每周一期，5月起改为每周二期，12月起，每周三期，从1919年1月起改为日刊。《学灯》的主编更换较为频繁，张东荪、匡僧、俞颂华、郭虞裳、宗白华、李石岑、郑振铎、柯一岑、徐六几、郭梦良、朱隐青、潘光旦、程晓湘等人都曾担任过《学灯》的主编。1925年11月《时事新报》将《教育界》一栏并入《学灯》后，《学灯》成为了一个教育性的副刊，不再是综合性文艺副刊，因此，1925年11月以后的《学灯》不在本书研究范围内。

《时事新报》最初创办《学灯》，原本是打算办一个教育性的副刊。1918年1月16日，《时事新报》在头版头条刊载“本报特设学灯一栏预告”，明确提出：“本报同人慨夫社会之销沉，青年之堕落，以为根本之救治之策，惟教育事业是赖，爰将原有教育界为之扩张更名曰学灯。”^[57]1918年3月4日《学灯》创刊号上发表的《学灯宣言》中亦宣称：“其旨有三：一曰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58]《学灯》创刊后，并未刊登有关“广商权之资”的任何内容，从1918年3月至1918年11月，《学灯》一直是以教育性副刊的面目出现的。《学灯》上的绝大多数栏目如《教育小言》、《青年俱乐部》、《学校指南》、《学校纪事》、《教育纪事》、《教育新著》、《特别记载》、《来件》等，都是与教育有关的内容，只有《讲坛》一栏的话题稍稍宽泛些。

从1918年12月开始，《学灯》的内容逐渐发生变化，开始由教育性副刊向综合性副刊转变。新开辟了《译述》、《科学丛谈》、《佛门汇载》、《西国掌故》、《新文艺》等栏目，使《学灯》在偏重教育的同时，多了些西学的介绍。另外，代表《学灯》立场的《教育小言》自1919年1月开始改为《小言》，意味着《学灯》的言论不在仅仅针对教育界，而是涉及面更为广泛。

1919年2月，《学灯》由1页扩为2页，匡僧接替张东荪成为《学灯》的编辑。这一时期的《学灯》综合性日益加强，同时，《思潮》栏的地位大大提升。自1918年6月《思潮》栏开设至1918年年底，除了张东荪的一篇《革命之心理序》及转载知非（蓝公武）的《论欧战后之和平会议》，《思潮》栏再没有其他内容。而这一时期的《思潮》栏内容明显丰富起来。尤其是2月、3月间的《思潮》栏，转录了《国民公报》上蓝公武与新文化主导阵营讨论贞操问题、文字问题、革新家的态度问题的文章，同时也转载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文章，成为《学灯》正式汇入新文化运动主流的重要表征。

1919年11月宗白华出任《学灯》主编，并于1920年1月1日刊发《〈学灯〉栏宣言》。《宣言》声明：“本栏是学术界的出版品，本栏的能力，只能从学术上研究各种艺术、道德、伦理，学术的价值和内容，发挥而介绍之。不能直接的去做艺术或道德的运动。”^[59]李石岑接替宗白华之后，在1920年5月22日的《学灯之光》中也宣称：“学灯之主义与理想，为学术的根本研究。”^[60]因此，自1919年底以后，学术性在《学灯》上得到凸显，而与教育有关的栏目有所减少，比如取消了《学校指南》、《学校纪事》、《教育界消息》、《学校消息》等栏目，增设了《研究》、《读者论坛》等栏目。此外，《学术界消息》、《评论》、《评坛》、《讨论》等栏目，也十分注重传递学术信息，探讨研究各种学术或社会问题。(www.xing528.com)

除了重视教育与学术，新文艺亦是《学灯》上十分重要的内容。1919年8月之后，《学灯》上《新文艺》栏的内容明显增多。尤其是宗白华上任后，于1920年1月专门增设《新诗》一栏，发表了郭沫若的大量诗作。此外，《学灯》还多次组织关于新诗的讨论，对初创期中国新诗的发展贡献颇大。1921年7月，郑振铎任《学灯》编辑后，将文学研究会的刊物《文学旬刊》在《学灯》上刊行，更是加重了《学灯》上新文艺的比重，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

总的来看，《学灯》的主编更换较为频繁，栏目的变化也较大，但在新文化的传播中，教育、学术、文艺可以说是《学灯》的三大支点。更为重要的是，《时事新报》是继《申报》、《新闻报》、《时报》之后上海的第四大报，这样的大报副刊加入新文化新文学的阵营，对于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极大的支持。

3.《觉悟》副刊

《觉悟》副刊是国民党《民国日报》的副刊。《民国日报》于1916年1月22日创刊于上海，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在1913年“癸丑报灾”之中，国民党的报纸全部被袁世凯查封，至“五四”前夕，国民党的报纸不仅数量少，而且力量单薄，《民国日报》是这一时期国民党办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民国日报》日出三张，第8版与第12版分别为副刊《民国闲话》与《民国小说》。五四运动爆发后，《民国小说》停刊，改出《大家讨贼救国》，将“闲话”的内容移至《民国小说》内，改称《民国小说·闲话合刊》，但不久即停刊，改出《救国余闻》，到6月16日，又改名为《觉悟》，由邵力子主编。《觉悟》创刊之初，只占第12版的大半页，1920年1月1日扩版为4开2页，5月20日起又改为单行的8开对折4页，随报附送，7月起每月发行汇刊单行本。

《觉悟》从创刊至1919年年底，版面不分栏目，评论居多，演讲、译述、新文艺、来函、转录等各方面的内容都有一些，显示出一种综合性的雏形。1920年扩版之后，开始将原有的内容细化分栏，开设的主要栏目有《评论》、《讲演》、《译述》、《选录》、《诗》、《小说》、《剧本》、《文学研究》（后改名为《文艺》、《文艺谈》、《文学小词典》、《文艺研究》等）、《通信》、《随感录》（后改名为《杂感》）、《介绍新刊》、《专载》等，1920年4月又增设《社会调查》，6月增设《平民血泪》等栏目。

《觉悟》从创刊至1925年五卅运动之前，一直由邵力子主编，是“四大副刊”中最激进的一个副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对各种新思潮的输入中，尽管《晨报》副刊在“四大副刊”中最早开设《马克思研究》专栏，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但《觉悟》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研究更持久，影响也更大。“自1919年6月以后的三年内，它刊载了马列主义原著及介绍苏俄政治制度的文章多达50余篇，其数量超过了《新青年》。”^[61]同时，《觉悟》还参与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其二，《觉悟》较为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社会主义问题、劳工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包办婚姻问题等诸多问题在《觉悟》上都有过长久而深入的讨论。

作为综合性文艺副刊，《觉悟》对文艺也十分重视，常年开设《诗》、《小说》、《剧本》、《随感录》等栏目，发表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壮大了新文学的阵营。另外，从1924年开始，《觉悟》上登载了一些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文章，并于1924年11月起将蒋光慈、沈泽民组织的“春雷社”的周刊作为《觉悟·文学专号》刊行，成为早期“革命文学”的一个阵地。

1925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因参与五卅运动的领导受到通缉，南下广州离开了《民国日报》，1925年底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控制了《民国日报》，《觉悟》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4.《京报副刊》

《京报副刊》创刊于1924年12月5日，是“四大副刊”中最迟创办的副刊。《京报副刊》创刊之前，《京报》曾有个叫《小京报》的副刊，随报附送，是一个新旧杂交的文艺性副刊，影响不大。1924年10月孙伏园离开《晨报》副刊后，《京报》主人邵飘萍立即邀请孙伏园进入《京报》。孙伏园开始有些犹豫，后在鲁迅的支持下接受了邀请，创办了《京报副刊》。《京报副刊》每期8版，有独立的报头，内容不分栏，而是在每期第1版的左下角列出该期文章的目录。孙伏园在创刊号上发表了《理想中的日报附张》一文，作为《京报副刊》的发刊词。

文章针对副刊的现状，将当时的副刊分为了两类：一类“本意是要供人娱乐，结果却成了劣等的滑稽”；另一类沉醉于“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甚少，与读者的常识程度相差也甚远”的学问。前者显然指的是通俗性文艺副刊存在的弊端，后者则指出了新式副刊存在的缺陷。孙伏园自己曾担任新式副刊《晨报》副刊的编辑，作为过来人，他也清楚新式副刊的缺陷有些出于无奈，主要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对于新知识有着极大的需求，而“杂志又如此之少，专门杂志更少了，日报的附张于是又须代替一部分杂志的工作”^[62]。因此，“《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北京《晨报》的副刊，和将来的本刊，大抵是兼收并蓄的”^[63]。一面要兼收并蓄，一面却要避去教科书或讲义式的艰深沉闷，如何平衡呢？孙伏园给出的办法是“对于各项学术，除了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引人研究之趣味的，或至少艰深的学术而能用平易有趣之笔表达的，一概从少登载”^[64]。反过来也就是说副刊上登载的学术，应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引人研究之趣味的，或至少艰深的学术而能用平易有趣之笔表达的。

那么什么样的副刊是孙伏园心目中理想的副刊呢？孙伏园认为：“日报附张的正当作用就是供给人以娱乐，所以文学艺术这一类的作品，我以为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比学术思想的作品尤为重要，自然，文学艺术的文字与学术思想的文字能够打通是最好了；即使丢开学术思想不管，只就文艺论文艺，那么，文艺与人生是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的，我们决不能够在生人面前天天登载些否定人生的艺术。”^[65]此外，孙伏园还提出：“短篇的批评”“也是日报附张的主要部分”，“无论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思想，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出版书籍，日报附张本就负有批评的责任”^[66]。

这篇《理想中的日报附张》虽是《京报副刊》的发刊词，却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孙伏园对于报纸副刊的认识，在早期副刊探讨的文章中，是最有分量的，对于今天的报纸副刊编辑工作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孙伏园在编辑《京报副刊》时，比《晨报》副刊时期更注重综合性副刊的文艺性，文艺性成为《京报副刊》突出的特色。此外，“短篇的批评”也是《京报副刊》的突出特色，这在《晨报》副刊中就已有突出表现。

在孙伏园的主持下，《京报副刊》很快成为继《晨报》副刊、《学灯》、《觉悟》之后又一有影响的综合性文艺副刊。遗憾的是，1926年4月24日，《京报》主人邵飘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京报副刊》也随之停刊，共出4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