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副刊
中国报纸副刊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副刊诞生至“五四”;二是“五四”至20世纪80年代;三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五四之前的副刊主要是单一的通俗性文艺副刊,其功能是娱乐消闲。五四时期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一些副刊开始谋求变革,由单一的文艺副刊转变为集文艺性、新闻性、思想性、理论性、知识性为一体的综合性文艺副刊,一改过去一味的娱乐消闲,成为了传播精英文化的阵地。在副刊形式上,五四时期的副刊往往是版面式副刊与附张式副刊同时附属于一张报纸。不过,版面式副刊一般是报纸的正规副刊,附张式副刊与报纸的关系较为松散:有的是报纸自身所办,有的则不是报纸自身所办,且周期都不太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副刊进行了第二次变革。副刊的消闲性、服务性、实用性得到强化,文艺性、思想性、理论性则大大弱化,副刊再次成为通俗文化的载体。这一时期副刊由于版面增多,专刊、周刊成为副刊的主要形式。
从以上简要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报纸副刊从诞生至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便给副刊的界定带来困难。“五四”副刊的变革打破了消闲性文艺副刊一统天下的局面,确立了综合性文艺副刊在报界的地位,从此,新旧副刊同时并存。这在当时曾引发过一场关于副刊的讨论。资深副刊编辑张恨水提出了“甲副刊类,乙杂俎类”的观点,以此区分新旧副刊。曾担任过《京报副刊》编辑的吴秋尘也认为“副刊与文艺版并不是一回事”。“所谓文艺版,就是普通人所谓的报尾巴”,“和副刊微有不同。例如副刊上所登的讲演录,有如一篇讲义,而文艺版之登载一二名言,则仅能视为补白,所以副刊是不独立而独立”,“文艺版是独立而又不能独立”的“报之一部”[8]。张恨水、吴秋尘将副刊与文艺版截然分开显然是不合理的,副刊是在文艺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艺版理应包含在副刊之内。吴秋尘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是指新旧副刊的不同。戈公振没有论及新旧副刊的关系,但坚持主张:“副张之材料,必以文艺为基础。”[9]强调了副刊的文艺性。这种观点后来一直被认可,1979年版的《辞海》中便这样界定副刊:副刊“一般指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10]。这一界定虽然过窄,但代表了当时人们对副刊的认识,突出的仍是文艺性。20世纪90年代副刊的变革使副刊的文艺性大大弱化,非文艺性的专刊成为副刊的主角,这再次引发关于副刊的争议。目前新闻界主要有两派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将90年代以来非文艺性的专刊都排除在副刊之外,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必要在新闻、言论、副刊、广告这些传统的体例之外再立一个门户,就应该将专、周刊都放在副刊之内。本文赞成前一种观点,主张将专刊与副刊区分开来。非文艺性的专刊无论是版面式的还是附张式的都不能归入副刊,文艺性的专刊则无论是版面式的还是附张式的都可归入副刊。另外,关于副刊的界定,本文较为认同冯并的界定,冯并认为:“副刊是报纸的具有相对独立编辑形态,并富于整体文化和文艺色彩的固定版面、栏目和随报发行的附刊。”[11](www.xing528.com)
(2)“四大副刊”
“四大副刊”指的是五四时期的《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京报副刊》。这里要说明的是,文学研究会附着于《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发行的专刊《文学旬刊》我们一律归入《晨报》副刊与《学灯》副刊,即《晨报》副刊上的《文学旬刊》我们统称《晨报》副刊,《学灯》副刊上的《文学旬刊》我们统称《学灯》副刊,不再专门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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