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研究现状

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研究现状

时间:2026-01-25 理论教育 晴浪 版权反馈
【摘要】:如果说近年来“四大副刊”的研究还有所突破的话,则主要表现在单个副刊的研究上。单个副刊的研究能够为“四大副刊”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并不是很多。笔者自知本书问题不少,上面分析的“四大副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书同样存在。然后,学术研究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本书如果能为“四大副刊”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笔者就知足了。

中国的报纸副刊自诞生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无疑是副刊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著名作家沈从文曾说:“在中国报业史上,副刊原有它的光荣时代,即从五四到北伐。北京的‘晨副’和‘京副’,上海的‘觉悟’和‘学灯’,当时用一个综合性方式和读者对面,实支配了全国知识分子兴味和信仰。国际第一流学者罗素、杜威、太戈儿、爱因斯坦的学术讲演或思想介绍,国内第一流学者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之、丁文江等等重要论著或争辩,是由副刊来刊载和读者对面的。南北知名作家如鲁迅、冰心、徐志摩、叶绍钧、沈雁冰、闻一多、朱自清、俞平伯、玄庐、大白……等人的创作,因从副刊登载、转载,而引起读者普遍的注意,并刺激了后来者。新作家的抬头露面,自由竞争,更必需由副刊找机会。”[2]知名学者李欧梵先生则认为:“报纸的‘副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非但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传统,而且也提供了一个‘媒体’的理论:西方学者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是和印刷媒体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报章杂志特别重要,然而西方报纸并没有一种每日刊行的副刊。”[3]

毋庸置疑,中国的报纸副刊是值得研究的,而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更值得研究,因为“四大副刊”作为中国报纸副刊的成功样本,蕴藏了相当丰富的资源,在新闻史、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文献史等诸多方面均有挖掘的价值。遗憾的是,“四大副刊”的研究十分薄弱,除罗贤梁的《报纸副刊学》与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等副刊专著列了专章予以论述,将“四大副刊”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专著至今未能见到,研究论文也极少。许志英的《〈觉悟〉、〈学灯〉、〈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的终刊日期》对四个副刊终刊的日期进行了考订,补充了“四大副刊”研究的史料;笔者的《副刊的崛起——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只是简略地阐述了“四大副刊”崛起的历史意义;谢庆立有关五四时期副刊的系列论文选题极有价值[4],但基本上是以“四大副刊”作为他论文观点的例证,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四大副刊”研究。因此,可以说几乎未见到有分量的研究论文。

如果说近年来“四大副刊”的研究还有所突破的话,则主要表现在单个副刊的研究上。张涛甫的专著《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以〈晨报副刊〉为例》试图从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这一视角对《晨报》副刊进行解读;樊亚平、吴小美关于《晨报》副刊的系列论文分别对《晨报》副刊的三个主要时期——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时期进行了分析评价[5];陈捷关于《京报副刊》的系列论文选取了多种视角切入《京报副刊》的研究[6];叶永胜的《王统照与〈文学旬刊〉》充分肯定了文学研究会附着于《晨报》副刊之上发行的《文学旬刊》及其主编王统照对于新文学的贡献;朱寿桐的《〈学灯〉与“新文艺”建设》则探讨了《学灯》副刊在新文学建设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单个副刊的研究能够为“四大副刊”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有代表性的成果也并不是很多。

什么缘故导致了“四大副刊”的研究如此薄弱?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四大副刊”虽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每一单个副刊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即使是同一副刊在不同时期也会呈现出不同风貌,因此,要把“四大副刊”作为一个整体对它的基本特点与特色进行客观准确的概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查阅爬梳大量的一手资料。即使像罗贤梁的《报纸副刊学》与冯并的《中国文艺副刊史》只是列专章对“四大副刊”的基本内容进行概括与论述,也需具备一定的功力,撰写专著进行深入的开掘与充分的阐述则难度更大。(https://www.xing528.com)

其次,“四大副刊”的内容异常丰富繁杂、零碎琐细,涉及面十分广泛,这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研究空间,能够从不同角度切入,但另一方面由于内容过于杂而碎,牵扯面太广,很不容易形成专题,正如陈平原所说:“相对说来,报纸副刊因面目不如同人杂志清晰,再加上资料搜集难度很大,不太容易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7]

第三,“四大副刊”研究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与研究能力是极大的考验。近年来学术界并未忽视“四大副刊”以及其单个副刊的研究,但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有些文章包括一些博士论文选题虽好,但资料工作做得不够扎实,以至于要么论述空泛不够深入,要么论点的说服力不够,缺乏有力的材料支撑。二是缺乏新的理论视角以致停留在史料的梳理上。因此说,不仅“四大副刊”的研究十分薄弱,即使是单个副刊的研究也还有待于突破。

由上述分析可知“四大副刊”的研究难度极大。笔者不揣浅陋选择此选题是因为始终坚信“四大副刊”是一座富矿,我们理应进行开掘。而此选题能够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也说明了它的价值和意义。笔者自知本书问题不少,上面分析的“四大副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书同样存在。然后,学术研究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本书如果能为“四大副刊”的研究做一些基础性的铺垫工作,笔者就知足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