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的成立和一系列限制军备条约的签署，表明当时的大国已经有了全球治理的意识，希望通过国际条约协定和组织机制来维持世界秩序和保障和平。
20世纪20年代还有一个防止战争的重要公约，即《非战公约》，其全称为《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也称《巴黎非战公约》或《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该公约由法国外长A.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倡议，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波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爱尔兰、新西兰、美国、南非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1929年7月25日生效。至1933年，共有63个国家批准或加入，中国也参加了该公约。
《非战公约》包括序言和3条正文，规定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任何签字国如用战争手段谋求利益，即不得享受公约给予的益处。这是人类第一次以普遍性国际公约的形式，正式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该公约的意图很好，但它也像一战后其他一些条约协定那样，缺少制裁侵略的具体措施，难以发挥作用。该公约虽然没有达到阻止战争的目的，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德日主要战犯的重要法律依据。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在分析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国际关系时指出：“国际秩序的最大获益者必须做出足够的牺牲，使获益最少的国家容忍这种秩序，这样才有希望维持秩序的延续。要保证国际秩序的变革达到最大程度的平稳有序，不仅取决于现行秩序的挑战者，也取决于现行秩序的维护者。”[4]一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是法国和英国，但限于实力，让它们做出牺牲保障这个秩序不现实。“国际新秩序和新的国际利益和谐只能建立在一个上升大国的基础之上，这个大国至少要被普遍认为是容忍度高、非强制性的，至少要比其他任何可能的替代方式更能得到人们的接受。创造这些条件是一个或诸个上升大国的道德责任。”[5]一战后的国际秩序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当时实力最强的美国没有参加凡尔赛体系，当欧洲出现战争危机时，美国没有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威尔逊是国际联盟的发起者，但美国自己并未参加这个联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的主张似乎得到了印证。假如美国民众听从了他的建议，假如美国没有拒绝成为国际联盟的一部分，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就都可以避免了”[6]。也正因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二战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时，美国积极发挥作用。
［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注释】
[1]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www.xing528.com)
[2]［英］E.H.卡尔著，徐蓝译：《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的国际关系（1919—1939）》，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29—230页。
[3]［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4]［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5]［英］爱德华·卡尔著，秦亚青译：《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页。
[6]［美］约翰·卢卡斯著，梁健译：《美国的崛起：1945年美国的崛起与现代世界的诞生》，新世纪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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