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召开了处理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会议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有27个战胜国的代表1000人参加,其中全权代表70人。苏俄未被邀请,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奥地利等战败国被拒之门外,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此次会议。会议签署了一系列针对战败国的条约,但未能满足中国的要求,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英法在巴黎和会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会议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战败国。美国方面对会议的结果并不完全接受,于是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美国的建议下在华盛顿又举行了大型国际会议,参加国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此次会议主要解决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秩序和各国军备限制的问题。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签署的一系列条约和协定所确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被称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1919年6月28日,巴黎近郊凡尔赛宫镜厅举行的《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的签字仪式上,德国外长穆勒等代表德国签字。《凡尔赛和约》共15部分440条,内容十分苛刻。根据和约,德国丧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德国萨尔区的煤矿由法国开采,行政由国际联盟管理15年,期满后经公民投票决定归属;莱茵河左岸的德国领土被划分为3个占领区,分别由协约国占领5年、10年、15年,右岸50公里为不设防区;德国只能维持10万人的陆军和1.5万人的海军,废除义务兵役制,不得拥有主力舰和潜艇,不得拥有飞机、坦克和火炮等重武器;德国要向战胜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根据这个条约,德国损失10%的领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1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正是因为条约对德国处罚过于严厉,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凡尔赛体系还包括对奥地利的《圣日尔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色佛尔条约》遭到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反对,凯末尔革命后最终签订了《洛桑条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一方,虽然没有直接派军队参战,但派出了大量华工。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50多人庞大代表团与会,陆征祥为首席代表,主要代表还有顾维钧、施肇基、王正廷和魏宸组。中国希望解决的问题有:(1)收回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殊利益;(2)取消《民四条约》之全部或一部分;(3)取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一切特殊利益,如领事裁判权、外国在华势力范围;(4)结束德奥在华政治经济利益。1919年1月27日,在讨论德国殖民地处理问题时,日本陈述自己的主张,顾维钧、王正廷列席会议。28日继续开会,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他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根据和会所承认的民族领土完整的原则,明确表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该归还中国。对于日本和英国一起攻打德国,夺取被德国占领的青岛,以及西方各国在欧洲与德开战,牵制德国,中国表示感激,但是中国人也遭受了损失,会议应顾及中国主权,体现会议宗旨。中国对德宣战之时,已经声明废止中德间的一切约章。《中德胶澳租借条约》是德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自当废除,原条约明文规定德国不得将此项权利让与它国,因此日本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尽管顾维钧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但中国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英法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消息传到国内,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在民众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顾维钧说:“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1]这是中国第一次在世界上说“不”,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参加了对奥和约、对保和约、对匈和约的签字,没有在《色佛尔条约》上签字。
美国没有批准《巴黎和约》。美国作为大国,不允许日本独占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遗产,提议召开与中国有关的华盛顿会议。议题主要有两个:限制海军军备、讨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秩序。华盛顿会议签署了《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和《九国公约》。
《四国条约》是美、英、日、法四国签订的《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四国“互相尊重它们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缔约国之间发生有关太平洋某一问题的争端”而未能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满意解决时,应召开缔约国会议解决。缔约国在太平洋区域的权利遭受任何国家威胁时,缔约各国应全面进行协商,以便“联合地或单独地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应付局势。有关“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概念对日本只适用于库页岛南部、日本从中国夺取的台湾澎湖列岛以及由日本委任统治的各岛。(www.xing528.com)
《五国海军条约》又称《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规定英、美、日、法、意主力舰吨位比为5∶5∶3∶1.75∶1.75,没有规定非主力舰和潜艇的吨位比,也没有规定航母的吨位限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军备控制条约,遗憾的是没有有效的监督与核查机制,难以执行。美国得到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英国丧失唯一海军最强国家的位置,是大英帝国衰落的标志。当时,日本主力舰的吨位实际比美国大,却屈居第二位。
《九国公约》是关于中国问题的,主要内容是保障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规定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不谋求在华特权。对独占机会者,不予支持赞助。这是条约第一次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赋予“门户开放”政策以国际法地位,“门户开放”政策成为列强处理中国问题的条约法原则,表明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九国公约》虽然没有触动各国在华利益,但写入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为中国后来在国际上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提供一个条约依据,减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咄咄逼人的气势。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平等的国际条约,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时,《九国公约》是法律依据之一。
中国重视华盛顿会议,派出了130多人的代表团,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为全权代表;顾问有周自齐、梁如浩、蔡廷干海军中将。中国的目的是夺回山东权益,同时还想废除部分不平等条约,提高国际地位。中国提出十项原则,其核心是:承认门户开放政策;宣布中国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之无论何处,割让或租借与无论何国;中国在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自由行动之各种限制,应严重取消,或按照情形从速废止。中国提出的原则没有在会上认真讨论,美国代表罗脱提出四点原则: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之机会均等;各国不得营谋特别权利和优先权利;中国接受门户开放政策。这些原则遏制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图谋。
对中国而言,核心是解决山东问题,从日本手中收回胶济铁路。华盛顿会议拒绝中国讨论山东问题的要求。在英美的斡旋下,中日经过两个月谈判,于1922年2月4日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日本在半年内把德国在胶州湾旧租借地归还中国,并撤军,中国把归还之地开为商埠;日本归还胶济铁路,中国向日本偿还铁路实价,以国库券支付,为期15年;中日联合管理德国原在山东的煤、铁矿等。山东问题的解决是中国外交的一次胜利,等于废除了《民四条约》等中日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了战后世界政治的新版图,其本质仍是强权政治,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脆弱的国际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列强间力量发生新变化时,要求在新的力量基础上重新分配利益的紧张冲突导致了该体系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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