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释放了充分的善意。作为建交的前提条件，印度断绝了同国民党当局的官方联系，并在建交之后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中印关系都处于高开高走的状态，双方在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相互协调与合作，整体处于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在这一时期，有三件标志性事件。
第一，印度在朝鲜战争中声援中国。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印度成为了新中国向世界发声的重要渠道。特别是在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声称跨越“三八线”之时，中方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美国传递中方的严正立场。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后，中国政府持续地通过印度外交机构在全世界发声，传达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1]1951年1月，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将中国定性为“侵略者”的提案，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劳氏发表了与美方看法完全不同的修正案，并在最终的“侵略者”提案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在交战双方停战谈判中因战俘遣返问题而相持不下时，印度为双方斡旋折中方案做出努力，并受邀主持战俘遣返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了较为客观公正的立场，受到中国领导人的肯定与称赞。
第二，中印高层互访。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人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首次访问，事件本身意义重大。访印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关系发展的原则，同时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后被越来越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1954年10月，尼赫鲁受邀对中国进行回访，在长达12天的访问中，尼赫鲁分别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4次会谈，就两国关系、亚洲问题和国际局势等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在重大问题上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多项共识，共同表达了争取世界和平的愿望。元首成功互访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了较高的水平。(www.xing528.com)
第三，中印在万隆会议上的合作。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对于当时希望打开外交局面的新中国意义重大。作为召集国之一，印度政府力排众议，坚持主张邀请中国参加会议，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对于会议的成功非常重要。在万隆会议过程中，印度时任总理尼赫鲁回击了有关国家对新中国的质疑，努力维护大会的团结。在周恩来总理做出著名的“求同存异”讲话后，尼赫鲁率先对讲话内容给予高度的赞赏和评价，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印领导人的合作共同引领了万隆会议的走向。万隆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事业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印关系友好的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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