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世界百年大变局

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绵延两千多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近代中国也通过日本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文明的重要成果。但是，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国的传统友谊被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引发的战火取代。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从维护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希望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提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两国人民和有识之士也积极要求恢复邦交，开展合作。但在战后长达20多年时间里，日本各届政府奉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这一时期，由于中日之间未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只能局部地开展非官方性质的民间贸易与文化交往。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制定了“民间先行，贸易入手”的对日关系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1]“在一个时期内中日邦交不能恢复，不能签订政府间的协定，我们就进行民间往来，以促进友好。”^[2]通过加强两国国民的相互交流，弥合分歧，扩大共识，以民促官。

20世纪60年代，中日关系在民间交往中得到了积极发展。1958年7月，我国有关方面负责人在同日本友人的谈话中，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即日本政府不再发表敌视中国的言论，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两国正常关系的发展。在此前提下，中日关系可以改善，贸易可以恢复，文化和友好往来可以发展，政府间的会谈也可以进行。1960年8月，周恩来在与铃木一雄会谈时又提出了“贸易三原则”，即由两国政府签署贸易协定，由民间贸易团体签订合同，对有特殊困难的中日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照顾。凡遵守“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的日本厂商，经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日中友好协会的推荐，由中方认定为“友好企业”后，直接与中国各贸易公司签订合同。“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的提出，赢得了日本各界人民，特别是商界的欢迎和支持，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局面。1964年8月，中方在日本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之后，日方在中国设立了“高崎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双方还决定互派常驻记者。这样，中日关系在民间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开始了半官半民的新阶段。

随着两国民间交往和经济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关系开始逐渐松动。进入1970年代，由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转变，美国、日本感受到来自苏联的主要战略威胁，两国均有意愿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国家间关系，进而为中日推动谈判解决邦交正常化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发表《上海公报》。消息传出，立刻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将其视为美国的“越顶外交”。日本各界随即开始反思并调整之前消极的对华姿态，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高涨。1972年7月19日，日本新当选首相田中角荣对记者表示：“中国是日本的邻国，有两千多年的悠久的交往关系。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哺育，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日中两国就是在这样一个共同的联系中生活过来的。我认为，最好是日中两国恢复正常的状态，我认为所有的日本人都是这样想的。”^[3]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敏锐抓住时机，适时宣布：欢迎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以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1972年9月25日，田中首相率领日本政府代表团访华，随即开启中日恢复邦交谈判进程。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其中，关于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联合声明指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结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状态，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纪元。但声明的发表并未让中日关系的发展一帆风顺，中日两国面前仍有大量的分歧和争议需待解决。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提出“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此后，该条约的缔结并未如预想般顺利，双方围绕“反霸条款”等进行了反复谈判。邓小平指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中国政府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4]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也是双方谈判中的棘手问题。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国际法看，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为了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中国在1972年与日本建交谈判时就建议对该问题进行搁置。周恩来在谈及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提到：钓鱼岛的问题也没有必要涉及。它和恢复邦交相比，就算不了什么问题。^[5]1978年，中国在与日本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再次与日本领导人达成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留待后代解决的共识。邓小平指出“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6]。最终，在中日双方领导人“搁置争议”的政治勇气推动下，悬置6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1978年8月12日顺利签署。两国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基本原则与方向，为双方沿着和平友好的轨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www.xing528.com)

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到冷战结束，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短暂的“全面友好”时期。其间，两国虽然依旧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台湾问题、贸易问题诸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分歧，并曾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出现过多次外交摩擦，如1982年和1986年的两次“历史教科书事件”、1985年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1987年的“光华寮事件”等，但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中日两国需要携手抵抗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日本外交走向有重要影响力的美国也热情拉拢中国共同抵抗苏联。从两国的国家实力看，当时中国与日本的国家实力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日本在感激中国免除巨额战争赔款、看好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等因素激励下，积极推动对华贸易和投资，并向中国提供大量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其中，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曾长期成为推动中日关系稳步向前的重要动力。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主要由日元贷款、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三部分组成，其中日元贷款占90%以上。1979年12月5日，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与邓小平会谈时表示，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1980年4月，中日有关部门首次签署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此后，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和技术合作等作出了积极贡献。截至2008年前后，日本宣布停止对华援助，日本累计向中国提供了300多亿美元的援助。这些援助也为日本的商品和投资找到了广阔而良好的市场。在总体友好的大背景之下，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等并没有演变成为大的问题，两国都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尽快将这些问题平息了下去。在长达15年左右的时间里，两国的政治关系不断发展，经贸合作突飞猛进，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得到了快速发展。1990年代初，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取消对中国的制裁。1992年10月，日本明仁天皇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中日长达两千年交往史上，日本天皇访问中国还是第一次。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加速重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一共同目标，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曾短暂经历“漂流期”，日本国内出现了质疑日美同盟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续的声音。其间，中日仍保持了良好的国家间关系，日本官员在中日之间的历史等问题上相对谨言慎行，一旦失言就会遭到严厉的批评甚至被迫辞职。1993年和1995年，著名的细川护熙谈话与村山富市谈话都对当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道歉，展现出良好的历史观和悔罪态度。随着1996年“日美同盟再定义”以后，日本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化，日美同盟逐渐从“漂流期”进入“加强期”，中日关系则迅速从“友好期”退步到“摩擦期”。1996年4月，日本同美国签署《日美安保联合宣言》，重新确认了冷战后同盟关系的基本框架，将假想敌由苏联变成了朝鲜和中国，强调共同对付“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日本首次正式承诺在境外发挥作用，将原有被动单纯防卫向主动介入地区性事务进行转变。该宣言针对中国的意味强烈，成为中日关系从全面友好转向合作与竞争并存的重要标志。1996年8月30日，日本国会发布报告，声称“中国是本地区主要的潜在军事威胁”。1997年，日本与美国制定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台湾海峡被不成文地暗中列入日美联合应对的所谓“周边事态”范围。美日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等军事合作的加强更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的战略互信、全面友好的民意基础均遭到严重破坏。同时，美日军事同盟的不断强化、中国军事力量的稳步提升也使中国与日本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双方在安全上的相互不信任感和警惕感均有所提升。

1998年11月，江泽民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第三个政治文件，宣言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两国交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试图为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中日关系找到一个新的基础，为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指明方向。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中日关系因为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而严重恶化。两国围绕靖国神社问题出现了激烈的外交摩擦，两国高层互访中断、国民感情严重下滑，关系陷入僵局。^[7]在国家实力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日本也对原定向中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政策进行了调整。2005年3月，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筹措能力大幅提高，日中政府间大规模资金合作的必要性已经减小。”日本于2008年正式停止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其对华无偿援助与技术合作也逐渐趋于结束。

2006年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后，中日经历了双方所谓的“破冰”“融冰”“迎春”和“暖春”首脑互访。2008年5月7日，胡锦涛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9年9月，日本新上台的鸠山由纪夫首相提出了“友爱哲学”“日中友好”“东亚共同体”等外交理念，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回暖。然而，鸠山首相与民主党有识之士的“亲华疏美”外交很快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弹，并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抵制和反对，鸠山由纪夫内阁很快下台，中日关系再次遭遇挫折。

2010年中国的GDP首次超过日本后，“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不断涌现。同年，中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撞船事件”，日本制定出台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将中国列为重要的防范对象，大幅增强军事力量、军费开支、军事部署和军事演练。中日关系进入更加复杂的战略磨合期与相互适应期。2012年9月，日本野田佳彦内阁炮制“钓鱼岛国有化”闹剧，激起了中方强烈反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进一步升温，两国关系降至了20世纪70年代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随着中国海警船巡航钓鱼岛开始常态化，中日之间的海空对峙时有发生，甚至一度在国际舆论中引发东亚地区局势失控或中日之间出现局部战争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