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大变局：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影响

反全球化特征的民粹主义逐渐得势，在不同方面对全球化和国际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民粹主义的主要负面作用包括降低全球化速度、破坏全球制度、毒化全球文化和制造全球性问题。

首先，在实践层面，民粹主义力量（特别是右翼）采取种种政策限制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减缓了全球化的速度，甚至造成“逆全球化”的出现。在经济方面，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民粹主义政府采取的限制外国企业、贸易保护主义等政策上，阻碍了商品、投资、企业、技术的自由流动。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最典型地反映了民粹主义政府对经济全球化的破坏：特朗普政府直接提出对华“脱钩”，不仅在贸易战中限制进口中国商品，同时排斥、打压华为、中兴、字节跳动等中国企业，还动员盟国一起对中国进行技术、关键产品方面的封锁。^[8]考虑到中美深厚的经济联系及两国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特朗普的作为对经济全球化的破坏是巨大的，甚至会短暂分裂全球经济体系。

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全球化的停滞、倒退则体现在民粹主义政策对人员流动、文化交往的限制上。迫于民粹主义力量的压力，欧盟开始对避难申请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也加速了对难民遣返的工作。中国同样是这方面的受害者，大量中国留学生赴美求学的愿望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而搁浅，中国媒体在美国活动受到限制，作为文化交流机构的孔子学院也纷纷被关停。

其次，在制度层面，民粹主义力量削弱了不同层面的组织机制和规则规范。在组织层面，很多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对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有激烈的批评和攻击，俨然将其视为国际层面的建制派敌人。2007年，委内瑞拉曾宣布退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然最终没有正式终止会员资格，但其表态无疑会影响这些机制的威信。特朗普任职期间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等退出，并削减给联合国等一些机构的经费，这无疑会影响这些组织推动全球化、进行全球治理的正常工作。

同时，民粹主义也导致面对全球问题时共识性规范的缺失。2018年，美国、澳大利亚、奥地利、匈牙利、以色列等国退出《全球移民协议》；2020年，美国退出关于气候问题的《巴黎协定》。玻利维亚民粹主义领导人莫拉莱斯曾以民族习俗为由，追求将古柯合法化而一度退出联合国反毒品公约。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民粹主义者的异议使得国际社会在面对移民、气候、毒品等全球问题时难以有全球统一的标准、规范，让全球治理趋于碎片化。

再次，在观念层面，民粹主义破坏了全球化所依赖的开放合作的国际氛围，令国际文化退化。全球化是一个淡化边界的过程，民粹主义则强调敌我的划分与对立，是在建立、加强边界；不少民粹主义者强调本国利益的优先性，也与强调多边协调的全球化针锋相对。可以说，民粹主义者实际在建构一种完全背离全球化旨趣的另类国际文化，后者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形成恶性循环。民粹主义者不负责任的“退群”、毁约行为，让国际社会中的信任愈发稀缺，加大了日后合作的成本。即使相关国家能回归相关组织或重新缔约，人们对其效力也难免产生怀疑。(www.xing528.com)

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民粹主义片面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是众多敌意、冲突之源，对国际氛围的毒害作用尤为恶劣。很多民粹主义者会撕开历史的伤口，如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在南斯拉夫解体过程中对斯洛文尼亚提出领土要求，匈牙利的尤比克党也有领土收复主义的倾向，这都重新唤起了二战前的历史恩怨，恶化了相关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和感情。一些民粹主义者对国内跨界少数群体的排斥则与地区热点相关，像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内部阿拉伯人的敌意和埃尔多安对国内库尔德人的敌视，则都给既有的区域矛盾火上浇油。同样，欧美国家对穆斯林移民的排斥也再次凸显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裂缝，让双方的和解更加困难。总之，民粹主义的思想增强了人们对外部世界和全球化的怀疑，让全球化的深化愈发困难。

最后，由于部分民粹主义政府存在过于理想化或情绪化的非理性特点，其国内政策常常失当，本身也可能制造一些全球治理问题。民粹主义者的很多政策本身并非是面向外部的，但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内政策的问题很容易外溢出一国边界，使得国内的治理危机成为全球性危机，影响全球化推进的正常秩序。例如，委内瑞拉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引发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也由此造成了社会治安、政治稳定的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该国在很多方面更难正常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特朗普、博索纳罗等部分民粹主义领导人则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后低估病毒的危害性，未能积极采取防控措施反而宣扬不利于抗疫的反科学言论，导致疫情在美国、巴西等国大肆蔓延。疫情迟迟难以控制，也使得商品、人员来往无法完全恢复，全球化大幅倒退。

我们在看到民粹主义对全球化消极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民粹主义对世界政治、全球化影响的有限性与复杂性。民粹主义者的影响往往并不像其言论那样夸张。首先，民粹主义力量近年来虽然声势颇大，但部分原因也在于民粹主义者本身有出惊人之语以博取注意力的政治倾向。实际上，很多颇受关注的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都还未能取得政权，无法对国际关系直接产生影响。其次，民粹主义的主张有时仅仅是一种政治策略，民粹主义者上台后完全可能向建制派靠拢，减轻政策的反全球化色彩，像意大利五星运动在执政后就弱化了反欧盟的主张。^[9]实际上，很多民粹主义者在上台后的外交政策和传统政治家区别不大，像特朗普这样“言行如一”的情况在民粹主义领袖中也未必是多数。从这个意义上看，民粹主义对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的负面影响程度往往要低于民粹主义的扩张速度。再次，民粹主义政策的不良后果也促使人们对民粹主义做出反思，进而削弱民粹主义的力量，甚至反过来肯定全球化。特朗普糟糕的防疫表现最终导致其未能连任，这也反映出更多人意识到民粹主义并非是所有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同样，民粹主义的反全球化立场可能也会反过来增强全球联系，如委内瑞拉因不当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大量难民外逃邻国，国内问题最终演化成区域问题，区域国家频繁召开会议共同商讨委内瑞拉危机。这样，民粹主义酿成的问题需要通过区域、全球合作来解决，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由此加强了对国际合作的需求。

除负面影响外，民粹主义对国际关系还有一些更加微妙、多层面的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常常能瓦解一些传统的阵营并催生新的联系，让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战略格局产生变数。21世纪初，左翼民粹主义影响下的拉美国家组建了旨在替代美国所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倡议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Bolivarian Alliance for the People of Our America），在拉丁美洲实现了反美民粹主义国家间的联合。同样，保守的民粹主义思潮常常也有凝聚同道者的作用。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甚至对一些传统盟友发动贸易战，与此同时，他也并没有完全陷于孤立主义，还是和巴西、以色列、中东欧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保持了很好的关系，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甚至更好于与奥巴马政府的关系。特朗普的智囊班农被免职后积极参加全世界的各种民粹主义论坛，试图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建立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跨国联盟。贝卢斯科尼、欧尔班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在保持与欧盟的距离之际，也会去拓展与俄罗斯等非传统盟友的联系，甚至在欧洲大国与俄罗斯存在矛盾时，他们也能和俄罗斯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此时，民粹主义的作用是很难简单评价的，其性质更多要取决于更具体的情境。例如，特朗普主导的保守民粹主义者集团对世界的影响更多是负面的；但受民粹主义驱动，拉美国家彼此联合、部分欧洲国家亲近俄罗斯，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全球多边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只能说民粹主义挑战了传统的国家间战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