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者对全球化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很多民粹主义者主要关注国内事务，对全球化没有特别的主张。也曾有过拥抱新自由主义、亲全球化的民粹主义者，如20世纪90年代拉美的阿根廷梅内姆等领导人。不过，近年来盛行的民粹主义者不少都以“反全球化”为突出特征，其代表人物如特朗普。这个超级大国曾经的领袖所持的民粹主义对世界产生极大影响，这也使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格外值得关注。
民粹主义与反全球化挂钩，很大程度源于民众对现有体系的不满。全球化过程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并没有均等地惠及所有人，没有改善贫富差距，甚至一部分人的生活还可能进一步恶化。以美国为例，根据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报告，自1973年后，美国的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种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一步加速。2015年，美国收入前1%家庭的平均收入已达到后99%家庭平均收入的26.3倍。在全球化过程中，美国部分地区的传统产业在竞争中衰落，著名的“铁锈地带”出现了岗位流失、失业高企、人口下降、犯罪滋生等一系列问题。美国是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也会遭遇这些问题，可以想见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全球化负面冲击更为严重。全球化对主权、本土认同等传统观念也造成了冲击。随着全球化的进展，部分政府主动向外界让渡了权力，部分政府则被动吞下了主权受侵蚀的苦果。如厄瓜多尔、巴拿马等一些国家将美元作为本国法定货币，削弱了本国的货币主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援助的过程中往往会提供政策建议并提出援助条件，实际也介入了他国内政，减少了政府自主决策的空间；而在“阿拉伯之春”的特殊情况中，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等网络巨头在一些政权的崩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体现了跨国企业对国家传统权威的挑战。在社会文化方面，发达国家因人口跨国流动而面临新的情况。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白人在美国总人口的占比在87%～90%之间，到2000年，白人仅占总人口的75%左右；有数据显示，非拉美裔白人在2019年占比只有60%上下。[4]拉美裔和亚裔移民的流入无疑是这种变化发生的重要原因。美国人口结构的改变难免会对美国的整体社会文化产生微妙的影响，也自然让一些保守人士不安。与此相应，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和融入的困难，也对欧洲国家长期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提出了挑战，欧洲文明的走向引发了大量争论。[5]总之，对全球化的不满与疑虑广泛存在，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民粹主义者把全球化视为国内社会种种问题的源头，对推动全球化的精英表示不满。
民粹主义者反全球化的观点存在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左翼和右翼两类：左翼的民粹主义者主要反对经济全球化，认为这只反映了发达国家或国际商业精英的利益；右翼的民粹主义者对经济全球化没有绝对共识，但都反对国际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移民，有强烈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色彩。其中，右翼民粹主义在部分发达国家的崛起反映了发达国家也不再完全是当前世界现状的绝对得利者和得意者。
左翼民粹主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较为得势，其中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有较强的反全球化色彩。很多拉美国家在进入21世纪前后经历了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政治社会动荡，不少民粹主义者在危机中获得民众支持登上总统宝座，如阿根廷的基什内尔夫妇、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等。他们执政后，把国家的困境归咎于20世纪90年代盛行于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大幅增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较激进的左翼政权还从外资企业中购回了重点产业的控股权。在国际政治领域，其矛头通常指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左翼民粹主义政权都反对美国在美洲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计划，部分国家退出了美国主导的区域组织和安全条约。拉美左翼创建了一系列替代性的区域组织，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团结。这反映出拉美左翼民粹主义者反对的不是各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本身，而只是美国、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欧洲也存在一些左翼民粹主义者，他们反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疑欧主义。尽管欧盟只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而非全球性组织，但疑欧主义也反映出对跨国联系的质疑，从根本上看与全球化的精神是相悖的，所以这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反全球化”。欧洲左翼民粹主义者反对的不是欧洲认同或“全球一体”的精神本身，更多是欧盟现有的组织形式和具体政策。西班牙、希腊的民粹主义左翼政党的核心主张是反对欧债危机后欧盟要求这些国家执行的紧缩政策。这些左翼政党对中东赴欧难民都有一定同情，这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是不同的。(www.xing528.com)
右翼民粹主义主要兴起于欧洲和美国，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出现。这些力量在政治—社会领域的立场相似度更高，都强调民族、主权的意义，由此出发格外排斥移民、难民，对欧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常有质疑。右翼民粹主义运作“身份政治”，倾向给国内少数族裔、外来移民贴上抢占经济机会、社会犯罪、恐怖主义、威胁国家身份认同等负面标签，将其视为精英之外的“人民公敌”。例如，特朗普多次将墨西哥移民与“强奸犯”挂钩、法国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也曾将法国穆斯林在清真寺外的祈祷与纳粹对法国的占领相提并论。他们的言论都将移民或特定群体排除在正常人民之外，将其视为异己的敌人。同时，民粹主义者也常反对国家在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中与他国的政策协调，认为这牺牲了国家主权。特朗普单方面在美墨边境筑墙阻挡拉美移民，波兰等东欧国家对欧盟难民分配方案的拒绝都是很典型的案例。
特朗普和法国国民阵线在经济方面都是全球化的反对者。他们质疑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导致了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与工作岗位的流失，特朗普政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除了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排斥移民、退出众多国际条约外，特朗普采取提高关税、加大反倾销调查力度等贸易保护措施，同时推动美国海外企业“回流”美国，强迫邻国缔结更偏向美国利益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并对包括盟友在内的众多国家发起贸易战。欧洲一些民粹主义者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则不那么明显，仅在政治、社会、文化问题上抱有反全球化立场。如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他虽然来自传统政党，但他坚持“脱欧”这一由民粹主义公投所确立的方向，也被认为有一定民粹主义色彩。然而，约翰逊政府提出“全球英国”的外交战略，积极追求与欧盟、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并希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6]也有一些欧洲民粹主义力量对自由贸易态度暧昧，如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大体上支持自由贸易，但以谈判过程不开放为由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曾以自由主义者形象示人，也欢迎欧盟的一系列区域贸易倡议和来自中国的投资，但他强烈反对外来移民，对新自由主义持批评态度，其政策也有保护本国经济、加强国有化的一面。[7]
此外，一些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在环境等全球治理问题上表露出拒绝全球合作、拒绝承担国际义务的态度。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右翼、德国选择党、荷兰自由党等都将气候变化议题视为骗局，不支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巴西的博索纳罗政府也曾因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亚马逊大火表示关切而与其有口舌之争，强调亚马逊大火只是巴西的内政。
在左翼、右翼两支民粹主义之外，存在一些难以用传统“左—右”定位的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力量和运动。这些政治力量的主张并不明确，更多只是表达了弱势者在艰难处境下的“自利”倾向，只是这种“自利”有反全球合作的一面。如意大利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理念兼有左翼和右翼的元素，其表现出反对接纳移民、不愿在欧盟层面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协调的特点，更多不是出自本身的价值取向，而是顺从民意。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也是这样的案例。这一抗议运动规模庞大、持续良久，参与者包括不同人群。其最初的起因是单纯反对法国政府为落实《巴黎协定》而提高燃油税。“黄背心”运动尽管没有最终改变法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问题的立场，却制约了法国政府对气候问题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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